文庙西街战国墓出土青铜器和蜀地的对外文化交流,本论文为您写文庙西街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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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成都市青羊区文庙西街发现两座战国墓葬,形制相同,均为土坑竖穴墓,两墓均出土有青铜器[1].M2出土青铜器的文化面貌较为单纯,釜、鍪、釜甑和兵器为晚期巴蜀文化的典型器物.M1出土青铜器的面貌则较为复杂,除釜、尖底盒等本地风格的器物外,壶、簠、敦、盘等器物可能具有不同的文化来源.本文将着重对M1出土的铜壶、簠、敦、盘等几类青铜器进行分析,对它们的特征、年代和来源等问题进行探讨,并进一步剖析这些青铜器反映的蜀地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等历史背景.
一、M1出土铜壶
文庙西街M1：1铜壶,侈口,卷沿,厚方唇,口内侧有一周凸棱,长颈微束,颈部有对称的双兽形铺首衔环,鼓腹微下垂,矮圈足,圈足下端起台.该器除口沿下部和圈足素面外,其余部位满布纹饰.颈部饰龙纹,腹部以三条横向宽带纹和四条竖向宽带纹分为八个纹饰空间,每个纹饰空间饰龙纹,宽带纹上有花瓣纹、菱形纹并附有小型爬兽[2]（图一,1）.
自西周中晚期以来,铜壶就是关中、三晋、楚等地流行的青铜礼器之一.这一时期,巴蜀地区流行釜、鍪、尖底盒等日用铜容器.M1铜壶应是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同时,此件铜壶纹饰丰富,与巴蜀地区流行的素面铜容器也明显不同.
文庙西街M1铜壶粗长颈微束、鼓腹微下垂、台状矮圈足的特征与山西浑源出土绚索龙纹铜壶[3]（图一,2）、鸟兽龙纹铜壶[4]（图一,3）相同,前者颈部有对称双兽形耳,后者作敞口、方唇.具这种特征的铜壶在春战之交至战国早期偏早流行于中原地区,山西长子羊圏沟M1[5]芮城坛道村M2[6]邯郸百家村战国墓[7]以及受到中原地区强烈影响的中山国境内的河北唐山贾各庄[8]、北城子等均出土有此类铜壶.文庙西街M1铜壶上的兽形铺首衔环与山西长治分水岭M270出土绳络纹铜蠱上的兽形耳衔环整体风格也类似[9].整体上看,文庙西街M1铜壶的器形受到了中原地区尤其是三晋地区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后者的年代集中在战国早期.
文庙西街M1铜壶腹部所饰宽带纹、龙纹、爬兽等纹饰和装饰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
该铜壶腹部横向和纵向宽带纹组成绳络纹.绳络纹多见于中原地区铜器上.太原金胜村M251出土椭方壶（M251：625）腹部以横、纵宽带纹组成绳络纹,横、纵宽带纹相交呈“十”字形,分隔而成的空间内素面[10]（图二,1）.此外,由横、纵绳纹交错组合而成的绳络纹较为常见,分隔成的纹饰空间或素面或饰有狩猎场景等图像.河北平山三汲访驾庄[11]、怀来甘子堡[12]和山西浑源李峪[13]等地出土铜壶腹部绳络纹分隔成的纹饰空间为素面（图二,2、3）.河北出土的这两件铜壶横、纵绳纹相交呈套环状的结节,铜壶颈部细长,鼓腹微垂,年代约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山西浑源出土铜壶颈较粗而深腹,年代可能略晚.河北唐山贾各庄M5[14]和山西万荣前庙村M1[15]出土铜壶腹部均为双绳纹组成的绳络纹.贾各庄铜壶上的横、纵绳纹相交呈结节状,分隔成的纹饰空间内有嵌红铜纹饰（图二,4）.贾各庄铜壶颈较长,深鼓腹微垂,年代在战国早期.庙前M1铜壶短颈而深腹,年代可能早到战国早期偏晚至战国中期偏早.从山西、河北等地出土的上述材料来看,宽带状和绳纹状的绳络纹在战国早期至战国中期前后流行于中原地区,主要是三晋和中山国的范围内.文庙西街宽带状的绳络纹及横、纵宽带“十”字相交,相交处宽带上又加饰花瓣纹的做法明显受到了中原地区的深刻影响.
文庙西街M1铜壶绳络纹分隔成的纹饰空间满饰单体龙纹,龙纹造型与中原地区青铜文化及其辐射的太行山东麓发现的单体龙纹相似,均作单体“C”形.山西浑源出土铜鼎腹部嵌错的单体龙纹眼睛处鑲嵌绿松石[16]（图三,4）,与文庙西街M1铜壶龙纹的做法相同.河北唐山贾各庄、北京顺义龙湾屯出土铜鼎上所饰单体龙纹,龙身上有平行短线状纹路[17]（图三,2、3）.这三处单体龙纹均为平面纹饰.文庙西街M1铜壶上的单体龙纹可能受到了上述地区纹饰的影响,而又釆用了类似浅浮雕的制作技法.
文庙西街M1铜壶绳络纹上的爬兽装饰也与中原地区出土的战国早期青铜器上装饰近同.山西浑源青铜器群中的鸟兽龙纹铜壶,颈部至腹部所饰的宽带纹上浮雕有多个爬兽,作卧姿,面朝外侧,与文庙西街M1铜壶横向宽带纹上装饰多个小型爬兽的做法如出一辙（图一,3）.该器群中的卧牛龙纹鼎,盖顶浮雕的卧姿犀牛与文庙西街M1铜壶上卧兽神态相近[18].文庙西街M1铜壶上的爬兽装饰当是受到了浑源青铜群中类似装饰的影响.
从器形、纹饰、爬兽装饰等方面考察,文庙西街M1出土铜壶与中原地区出土铜器特征相近,尤其是与山西浑源青铜器群相似度极高.文庙西街M1铜壶可能是在中原地区不同器物形态、纹饰和装饰影响下经融合而制作的,不排除本地生产的可能.
二、M1出土铜簠、铜盘与铜敦
文庙西街M1出土铜簠、盘和敦,从器形和纹饰上观察,它们当来自不同的文化.
文庙西街M1：2铜簠,器身和器盖等大、同形,盖缘有衔扣使上下扣合,腹部竖耳残缺,平底（顶）附有四只对称的蹼状足[19]（图四,1）.这件铜簠的器形特征与河南淅川下寺楚墓M1 ： 45倗簠[20]、湖北襄阳山湾M33 ： 4子季羸青簠[21]（图四,2）、河南南阳汽车发动机厂出土弃疾簠[22]等接近,后三者均为典型楚器.文庙西街M1铜簠及上述三件铜簠,器盖与器身相合处均作直壁.文庙西街Ml铜簠直边与腹深的比值约为0.37.这一比值与河南淅川、湖北襄阳山湾铜簠直边与腹深的比值接近,大于河南淅川下寺M8 ： 4铜簠[23]（图四,3）,小于湖北襄阳蔡坡M4 ： 7铜簠[24]（图四,4）.据朱凤瀚先生的研究成果,楚文化中的铜簠在春秋至战国时期表现出器身与器盖扣合直边由窄变宽的趋势,直边与腹深的比值由小变大[25].河南淅川下寺M8的年代为春秋中期,湖北襄阳蔡坡M4的年代为战国早期.从器形演变的角度看,文庙西街M1铜簠的年代定为春秋晚期较为合适.河南淅川下寺M1、湖北襄阳山湾M33的年代为春秋晚期,这从另一方面印证了文庙西街M1出土铜簠的年代范围.文庙西街M1铜簠,腹部满饰勾连云纹状的变形幡虺纹,纹饰细密而浅,与子季羸青簠、弃疾簠的纹饰相似.综上,从器形、纹饰特征观察,文庙西街M1出土铜簠具有典型的春秋晚期楚文化风格.
结论：适合文庙西街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文庙西街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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