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党共赴国难主张论析,本论文为您写共赴国难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共赴国难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在全国人民的抗日声中,中国国民党提出以“精诚团结”“强化党国领导”等为基本内容的“共赴国难”主张,希望以此整合各种力量,共同集结到抗日大旗之下.然而,由于其主张中夹杂着浓厚的党派意识,在实践中犯下了有违国情民意的错误,故而“本属于顺天应人”的“共赴国难”主张,以致出现党内“团”而不“结”、党外“赴”而不“共”等情形,并最终自然陷入有“难”不易“共”的困局中.
关键词：抗战时期；共赴国难；中国国民党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4-0133-05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国民党在国人“共赴国难”的呼声中也打出了“精诚团结”的旗号,希望借此来整合各个方面的力量以抵抗强敌的入侵.然而,无论从内涵上看还是从实现方式来看,国民黨所提出的“共赴国难”主张与中国以及一些党派的“共赴国难”主张并不完全一致.近年来,虽然不少研究成果都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对国民党的“共赴国难”主张尚缺乏比较系统的专题研究.①本文拟从倡言“精诚团结”、强化“党国领导”等方面,对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的“共赴国难”主张及其局限性作些分析探讨.
一、倡言“精诚团结”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鉴于党内各自为政与党外纷争不断的社会现实,国民党内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只有实现全党和全国上下的精诚团结,才能消除内战,共御外侮.为此,他们不仅就如何实现精诚团结提出了一些建议,而且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行动.
1.突出强调“精诚团结”的必要性
国民党内不少人都认识到,精诚团结是救亡图存的重要前提条件.1931年11月,国民党委员吴铁城在海外党代表招待会演说中说道：“现在只有国难,没有家难,只有国仇,没有私仇.要复国仇救国难,必须要全国一致,准备做最后最大之牺牲,本党同志尤应以牺牲奋斗的精神,为举国先,方能抵抗暴日,收复东北失地.”②而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基于当时内忧外患的残酷现实,更加突出强调加强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同年11月,他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说：“照现在革命的环境,我们要救国,唯有团结内部,要救党也唯有团结内部,要对外格外的要团结内部.”③
抵抗外敌入侵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党的事,而是所有中国人的事.在强调党内团结的同时,一些国民党要员也十分重视党外团结.如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陈铭枢在1931年11月所做的报告中说：“在本党团结,固属必要之举,而全国之团结,政府与人民之结合,亦为刻不容缓之需要.”④随后,取代陈铭枢正式出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也在文章中发表类似的观点.他说：“今日之救亡之道,
团结一致而已,同志与同志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与地方之间,均应视此为天经地义,而一致以赴之.至于地方与地方之间,因地盘冲突,而发生内战,则尤不容于中国,彼躬冒大不韪而甘为戎首者,适足自灭也.”⑤1931年1月,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指出：“所谓对内团结,并不是专指国民党党内而言,就是党外各部分,也应该不分派别的,精诚团结起来,才能担负这个挽救危亡的责任,应付目前这种严重的局面.同时个人以为我们打算团结,应先从党内作起,然后才能领导全国国民.全国国民能够都团结起来,才能够充实国家的力量,求国家的生存.”⑥
2.提出实现“精诚团结”的办法
国民党内不少人认为,要实现党内团结,就必须发扬牺牲精神,提倡诚信道德,遵守党的纪律.1933年9月,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经亨颐认为,要实现精诚团结,“非有多少牺牲之德不可,而且有两种方式：一是彼此相互牺牲而团结；一是我绝对不牺牲要他人完全牺牲而与我团结；我们所高唱的精诚团结,当然是属于前者,因为是要精诚的.我绝对不牺牲,要他人完全牺牲而与我团结,这是不得已而屈服,决不出于精诚的.反过来讲,如果能彼此相互牺牲,决没有不可以团结,而且一定是精诚的”⑦.孙科在1934年12月指出：“党的团结,在乎诚与信两字,我们同志能以诚相见,决不会有隔膜与误会,亦决不会有猜疑,或发生纠纷.”⑧在他看来,国民党内部之所以长期以来“同”而不“志”、“团”而不“结”,主要是因为彼此之间缺少一种诚信,故而,要想真正团结起来,就必须相见以诚,相守以信.突出强调诚信对加强团结的作用.则更加强调“纪律之于团结”的重要性.正如他在1942年的一份函电中所指出的：“纪律为吾人生命之一部分,所以团结意志,其一步骤,克成其任务者也.”⑨在看来,只有严格执行纪律,才能确保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才能使“共赴国难”由自发状态上升为自觉状态.
就党外团结而言,时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委员的陈访先认为,组织民众是实现团结的重要途径,对此,他在1934年1月撰文提出：“如欲打倒帝国主义,必须吾中国四万万人民团结一致,行动一致,欲四万万人行动一致,团结一致,尤必须有坚强之组织.彼英帝国之殖民地,遍于五洲,是盖因其人民组织力之坚强耳；彼犹太人之聪明,不后于世界任何民族,何以至今不能复国?亦以其人民无组织之能力耳.”⑩而国民党大学校长罗家伦则在1931年12月向全国知识分子呼吁：“现在国难益深的时候,要领导全国的民众和青年,做出一番有益有效的工作,则非全国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从事于负责的思想、言论、行动不可.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数量上比起外国的知识分子来,已经减少得多,我们必须合群策,方能有群力.我们即能合群策群力,已经比较他国的薄弱,况我们不能全合呢?所以我们不但不能有私见、偏见、门户之见,而且更不能有党内党外之见.国家是大家的,在国家这种紧急关头,谁也不能埋怨谁,谁也不能妒忌谁,谁也不能冷笑谁,只有大家想法子,大家负责任,共同努力,渡过难关.”在他看来,要实现党外团结必须发挥知识分子的模范作用.这种通过国民党的模范作用来团结民众的方法,确实是很有见地.因为在国共相争的大背景下,知识分子特别是中间知识分子,对于团结青年学生、城乡有产阶级以及那些对国共两党主张都持反对或怀疑立场的民众,有其独特的作用.同时,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一旦团结起来就会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结论：关于本文可作为共赴国难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共赴国难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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