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司马迁文学思想的学术观照,本文是一篇关于观照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观照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近代以来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是古代研究的继续.近代仍围绕着“春秋笔法”理论、“实录”精神、“发愤著书”说等展开,多持肯定态度,呈现出从单一研究走向综合研究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越了前代.研究的深度主要体现在对传统课题精神实质和理论价值探讨的突破上,而广度则主要体现在对司马迁文学意识、传记文学创作理论、文学思想、美学思想整体研究的开辟上.但对具体问题研究的系统性还有欠缺,新开辟课题的研究还有待理论提升和向纵深发展,更应该将其作为一个有机完整的思想体系去研究.
关键词：司马迁；文学思想；近代以来研究；学术观照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08-0142-12
笔者在《古代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的学术*》①一文中对古代司马迁文学思想的研究情况进行了学术总结和思考.本文拟在前文基础上,对近代以来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状况做一梳理和学术观照,以期把握研究前沿,找准未来努力方向和着力点.笔者以为,总体而言,近现代的研究比较零散,不成系统,梁启超、鲁迅有开创之功,李长之有独特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逐步走向系统化,新时期以来则全面进入研究繁盛期,无论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是新方法的运用,都有较大超越,已为全面系统深化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近现代研究的学术关照
近现代学者对司马迁文学思想的研究,是古代研究的继续.从研究领域看,目前没有太明显拓展,仍围绕着“春秋笔法”理论、“实录”精神、“发愤著书”说几个老问题进行.所不同的是,已将几个问题合并论之,从单一走向综合,并作了深度开掘,标志着研究的新发展；同时,“爱奇”审美取向淡出讨论视线.就基本态度而言,与古人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对司马迁的几种文学观,基本都持肯定态度.就成果表现形式而言,虽仍以杂著中述及为主,但现代意义上的专门论著业已产生,其中设有司马迁文学批评专节；几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中亦有专节或专段论及司马迁的文学批评；现代还产生了少量单篇论文.
梁启超以思想家的深邃,从方法论高度,对司马迁“春秋笔法”言论作了言简意赅的分析,认为他有建立一门历史哲学之意：“迁之自言曰：‘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然而又曰：‘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等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盖迁实欲建设一历史哲学,而借事实以为发明,故又引孔子之言以自况,谓‘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②梁氏此“历史哲学”论,将“春秋笔法”理论的价值又提升一个层次,可视为司马迁理论新解.他还认为,司马迁的“春秋笔法”理论与其“实录”精神做到了完美统一,同时避免了旧史官和《春秋》的双重缺陷：“旧史官纪事实而无目的.孔子作《春秋》,时或为目的而牺牲事实.其怀抱深远之目的,而又勤于事实者,惟迁为兼之.”③梁氏此论确为的评,既褒贬鲜明又符合历史实际,倾向性与真实性高度统一.从笔者《古代
收稿日期：2015-05-06
作者简介：徐正英,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司马迁文学思想研究的学术*》一文中的回顾可知,古代凡反对司马迁“春秋笔法”理论或“爱奇”审美取向者,一般都不会承认二者与“实录”精神的统一.在他们心目中,《史记》褒贬失当或褒贬太过,与“实录”精神是相互矛盾的,这当然主要是误解；欧阳修能首次提出并肯定“笔法”与“爱奇”统一问题,已是凤毛麟角难能可贵了.然而他仅是通过实例谈个人感受,并没有从理论上概括两者的关系.梁启超的贡献则在于把问题上升到了理论高度,肯定司马迁“春秋笔法”与“实录”精神的完美统一,标志了近代认识对古代的超越.此后常乃德服膺梁氏“历史哲学”说,然仅言及孔子编《春秋》是写哲学,司马迁仿《春秋》写《史记》也是在写哲学④.其泛泛而谈,远不如梁氏之论深刻.
鲁迅对《史记》之评早已成为经典之论,其核心内容,恰恰包含了“春秋笔法”理论、“发愤著书”说、“爱奇”审美取向、“实录”精神四个问题.鲁迅指出：“（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⑤依笔者理解,鲁迅首先揭示了司马迁借修撰《史记》而褒贬现实的动因,认为其动因主要是“感身世之戮辱”的“李陵之祸”,这一揭示沿袭了古代反司马迁者的成说,似嫌过于局限,降低了司马迁的历史责任感.“李陵之祸”是司马迁“发愤著书”主因之一而并非唯一.鲁迅进而认为,“李陵之祸”还是司马迁“爱奇”审美取向产生的诱因,他将司马迁“爱奇”的具体表现概括为“传畸人于千秋”,即为“畸人立传”,也是沿袭古代反司马迁者的成说,“畸人”明显带有贬义,这一概括似亦窄化了“爱奇”内涵,不合司马迁实际.司马迁的“爱奇”是较宽泛的审美理念,绝非仅仅表现为对《游侠》等几篇传记的设置.再进而,鲁迅也和古代否定司马迁者一样,将“爱奇”与“春秋之义”对立起来.依鲁迅的理解,司马迁“爱奇”,一是不符合传统儒家道德和是非标准；二是不符合《春秋》“微言大义”表现特点.《春秋》是暗含褒贬,《史记》则直抒胸臆,“发于情,肆于心而文”.笔者以为,鲁迅对《史记》表现特点的把握准确,而对其是非标准的判定未必符合实际.《游侠列传》等篇亦合儒家道德标准中的“义”和“信”.但是,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借助成说表述抑意正是为了转而推崇其理论及实践.他高屋建瓴地为《史记》价值下了千古定论：所谓“史家之绝唱”,首先意味着鲁迅肯定了《史记》是一部信史,坚守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前面所评“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发于情”“肆于心”等等,都是在理性的“实录”精神指导和制约下进行的,是以历史真实为前提的；其次是文采和识见,又是所有正史中把握最好、最优秀的.所谓“无韵之离骚”,一则是从文学角度揭示《史记》表现艺术达到了巅峰；二则认识到《史记》的主要风格特点是“悲怨”.“绝唱”“离骚”是近代以来对《史记》杰出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最为经典的评论.鲁迅前后,我国产生的几部《中国文学史》,如林传甲《中国文学史》⑥、曾毅《中国文学史》⑦、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⑧、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⑨、胡适《白话文学史》⑩、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B11、康必诚《中国文学史大纲》B12、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B13、杨荫深《中国文学史大纲》B14,都对《史记》的文学成就给予了很高评价,其中不少评价曾受到鲁迅言论影响.
结论：关于观照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观照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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