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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发生在北京市中关村二小的校园欺凌事件,随着微信、报纸等媒体的刻意报道,一度刷爆了公众朋友圈.围绕着该事件的各方的表现,无疑让人“印象深刻”.在深入分析上述各方在该事件的表现基础上,笔者尝试通过解剖麻雀,分析个案,在此基础上跳出個案,对此类事件做一简单分析,希望对该类型事件的合理解决有所裨益.
事件的来龙去脉
2016年12月8日,一篇名为《每对母子都是生死之交,我要陪他向校园霸凌说NO！》在微信朋友圈刷爆眼球.文中称,在11月的某天,自己在北京中关村二小四年级念书的10岁儿子,被同班两名同学欺负,即遭到同学将装厕纸、尿液的垃圾筐扣到孩子头上并嘲笑.遭到同学这般羞辱后,儿子并未及时向老师汇报,而是回家“号啕大哭”,并出现失眠、厌食、易怒、恐惧上学等症状,后被医生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
在儿子遭受羞辱后,这位妈妈向北京中关村二小及区教委反映了事情经过,希望教委能够主持公道.后经查证,两名肇事的孩子承认了上述事实,但其中一名孩子的家长拒绝道歉,认为“就是孩子淘气”；负责处理的老师则将其定性为“就是开了一个过分的玩笑”,并让她放弃“处理惩戒施暴的孩子、让施暴者的家长道歉”等四点诉求.
由于自己的四点诉求没有得到满足,该妈妈奋笔疾书了上述这封信.由于牵扯到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及重点小学,由此刷爆公众眼球.网上各种传言、评议和口水也是纷至沓来.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中关村二小发布了包括“事情的经过”与“学校所做的工作”等内容的《关于“学生受伤害事件”的处理进展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舆论的压力.
事件的尴尬之处
如今,事件已经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探讨和反思此次事件.从眼前看过去的视角而言,根据校方的调查结论,中关村二小事件原本并不复杂,任何一个被卷入的主体如果前期正常表现,也不会演变成一个产生全国性影响的事件.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此次事件根据发展过程,其实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中小学学生之间的纠纷阶段,这是原始事实阶段；家长与学校对孩子问题进行处理的阶段,这是纠纷解决阶段；媒体介入继而渲染与发酵引发讨论的关注阶段,这是远离事实阶段.在上述三个阶段中,各方其实都没有拿出让人信服的表现.
我们先来看,对中关村事件的定性问题.令人尴尬的是,此次中关村二小事件从开始到结束,居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性.即此次事件是属于校方所认为的“玩笑”抑或是家长认为的欺凌,最终并无定论.随着各种角力之后,整个事件都消失在群众的视野之中,更何况对于事件的定性.比如,在事件发酵的家长介入阶段,正是由于双方家长对事件定性的差别,才导致事件进一步发酵成公众事件.
校方对校园欺凌事件的“事故化”心理也令人遗憾.校方在此次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并没有做好准备.应该说,事件发生后,学校并不能独善其身.学校首先应该承担管理失职的责任,正是学校对于孩子实施上述行为前关系与行为的失察和及时干预,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孩子行为的管理和教育,导致他们能够实施上述恶作剧行为.其次,学校在处理这个事件过程中,一直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息事宁人态度,对事件的处理消极怠工,“期待”双方能够进行和解,从而“避免”或降低事件对学校的不利影响.事实上,他们的确最后“成功”了,这是真正让人遗憾的事情.
更为可惜的是,法律法规对校园欺凌事件束手无策.可以看到,近几年来,政府对于校园安全或校园暴力特别关注,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预防和制止校园欺凌行为.比如《刑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及司法解释,教育部也先后出台《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关于加强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的意见》《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等工作规定.上述规定可谓应有尽有,但对校园欺凌的防治也只起到隔靴搔痒的作用,并不能很好根治这种危害性不是特别严重但性质又有点特别的欺凌行为.
“法律”能做些什么
首先,法律应该明确校园欺凌的定义.在我国关于规制校园欺凌的各种法律文件或者制度设计中,似乎都有意无意地规避校园欺凌的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管理部门内心极度想否认我国存在校园暴力或欺凌事实的存在.按照知行合一的观点,正是这种规避心理导致制度设计或相关规范在具体校园欺凌过程处理中缺乏操作和指引,导致实务部门很难处理.由此,法律应该明确校园欺凌的含义,从而有助于社会公众与学校管理者对校园欺凌的发生形式、不良后果产生较为清晰的认识,帮助教师、家长和社会成员从学生的点滴日常行为中准确辨识出不同类型的校园欺凌,从而采取积极的行动予以制止.
其次,应该赋予教师惩戒权.对犯错的未成年学生,是否需要给予惩戒,给他们敲响行为的警钟.这是学校和教师都必然要面对的困境.二十世纪以前,在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这还不是一个问题.但从清末至今,中小学教师以体罚为主要内容的惩戒权已经被取消、禁止.这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不过它导致的另一个结果却是,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教师不敢批评、管教学生.个别家长无理取闹,对教师施以人身攻击,影响非常恶劣.即便2009年教育部颁发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赋予班主任“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但很多教师仍不敢批评、管教学生,甚至为了防止“出事”,有些地方的中小学在课间休息时,也不让学生轻易出教室,以免学生打闹发生“意外”,学校和教师担不了干系.教师应当担负的教育责任被严重弱化,几乎沦为保姆.有鉴于此,教育部门应尝试通过探索学校、教师的惩戒权对象、内容、程序等,从实体与程序两个角度,探索将学校丢失已久的“教鞭”重新还给老师,从而对具有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进行早期干预,避免造成更大的恶果,从根源上防止校园欺凌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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