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苏联老舍批评历史检讨,此文是一篇检讨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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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老舍创作的重要时段,也是老舍批评研究的重要时段其重要性不在于老舍的创作及其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收获,而恰恰因其“歉收”现象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困惑、是什么原因导致老舍创作滑进低谷?老舍批评研究为什么出现停滞和偏误?究其原因,和中苏老舍批评研究有密切关系老舍是中国作家,但在当时中国的老舍研究却受苏联文学创作和批评理论影响很大,和苏联的老舍作品翻译和研究一样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特点中苏两国所秉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准则”不仅严重地影响了老舍研究,而且对老舍创作影响很大,是“误导”老舍审美追求变形和创作道路脱轨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老舍研究 历史检讨 苏联影响
在《中国和苏俄老舍研究比较》l一文中笔者曾纵横结合对中国和苏俄老舍研究做了简要的梳理和比较在那篇文章中,笔者将老舍研究置于中国和苏俄特定的政治体制、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及其关系的语境中,就老舍研究的若干问题——诸如研究队伍、价值标准、研究特点、学术含量、过程动势、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审美批评等等进行了简要的考察.现在,我们换个角度,从研究对象的角度考察批评研究对老舍创作的影响,换句话说就是,中苏老舍批评研究话语是怎样“误导”老舍创作道路脱轨偏向,致使其偏离了创作规律,放弃审美追求,限制抑或扼杀了老舍的艺术才华乃至艺术生命?
这种检讨自然限定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老舍创作的“正在进行时”,且系老舍“在乎”批评、接受批评影响的时候.之前的三四十年代,老舍在创作道路上摸索前进获得创作自觉,并不在乎别人的批评意见.他具有独立的创作追求和明确的审美意识,自信且自觉地选择创作道路,而松散的时代文学语境对他也没有太大作用,评论界说三道四都影响小动他.五六十年代则不同,他走进时代政治斗争的激流漩涡,且地位突出,声名显赫,社会关注程度高,受的影响力大,约束性强.他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洪流裹挟着行进,放弃了文学“故我”,也放弃了独立“自我”.他珍惜创作生命,而疾风暴雨式的政治斗争却让他失去了自觉自信.他五十而知“使命”,自诩文艺界的“新兵”,小心谨慎地探索创作道路.这种情况下的批评研究,无论是对其旧作的研究还是新作的批评,都显示出难以低估的影响力.
且回到五六十年代老舍批评研究的历史现场.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密切,文化交流频繁,老舍担任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及其他一些密切两国关系的临时“职务”,他三次访苏,四至莫斯科,多次接待苏联来访作家,为促进中、苏文化交流写了很多文章,做了大量工作.苏联从政界到学界对老舍有了浓厚的兴趣和更多的关注,其作品在苏联有了更多译本,1956年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老舍选集》,次年又出版了两卷本的《老舍文集》.此时,中国只出了一本《老舍选集》（其实是“小说选集”）,且系私营出版社开明书店出版（1951）；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老舍短篇小说选》,是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选集”,系“短篇小说选集”,既非“老舍选集”,也非“老舍文集”.苏联的老舍研究队伍和研究力度也逐渐加强.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出现了H·费德林的《论老舍的创作》.B.谢曼诺夫的《论老舍的剧作》等比较全面地介绍老舍生活和创作的长篇论文.其研究多属于社会学解读,且保持了鲜明的意识形态特点.如H.费德林高度评价老舍创作,说老舍“忠实地描绘了劳动人民饥寒交迫的生活”,其小说和剧本“从生活的各个侧面展现了新旧制度交替的整个历史时期”1；B·谢曼诺夫说《骆驼祥子》“是一部号召被压迫者联合起来的书”2；A·安琪波夫斯基认为《老张的哲学》的主题是“全面地揭露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本质”,《二马》歌颂了工人阶级（指侨民工人）,他们帮助老舍“看到了能解决民族和社会问题的新的历史的力量”3.苏联学者的切入点和价值观由此可见.中苏关系交恶后,苏联一度出现“老舍热”,借老舍话题揭露中国社会的混乱和荒唐,其意识形态特点更加突出.如B.李福清把《猫城记》所描写的种种混乱现象和违背经济规律的“大跃进”、“ ”中的“教育革命”和个人崇拜进行比较,认为“老舍早在四十年前就如此准确地洞察到了当代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些反常现象”,具有“先见之明”4：和此同时,中国老舍研究也迅速纳入意识形态轨道,社会政治学评价替代了审美分析,学术含量日渐单薄空疏.据统计,五十至七十年代有关老舍的文章多达三百二十余篇,但真正在审美和学术层面上进行分析研究的文章却少得可怜.这种脱离了审美轨道且缺少学术性的批评研究和苏联的老舍翻译研究形成巨大推助力,将老舍推向重视社会宣传、轻视艺术规律的创作道路上.
且作具体分析.对老舍影响起直接作用的是中国的老舍研究.当时中国的老舍研究场面火爆,赞誉热烈,但偏离了审美批评和学术研究轨道,对老舍及其创作形成严重误导.从某种程度上说,老舍是在批评误导下走进社会主义文学道路的：自然不能否认老舍选择的热情和皈依的自觉,但具体行程却和时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影响有很大关系.从对老舍回国的热烈欢迎、殷切期待到《龙须沟》演出后的隆重表彰、广泛赞誉,从创作《春华秋实》得到三位副市长的热情帮助到《茶馆》的低调演出和有保留的评价,从《论悲剧》的艰难成文到文章发表后的担惊受怕,从对老舍旧作思想艺术的冷落低估到关于样子出路问题的质疑,从《女店员》《红大院》演出后的热议到《正红旗下》的无奈搁浅等“十七年”风雪弥漫却义高歌猛进,他很少看到对自己I日作的肯定性评论,也很少看到对新作的否定性批评,司空见惯的是对“遵命创作”的热情赞扬、肯定和鼓励；每一次彰显自我和流露个性的意图都被公开的或者私下的规劝、帮助化解在萌芽之中,每一次违背创作规律的“冒险”,无论得失成败,都会得到热情鼓励——鼓励他的政治热情和为政治服务的创作精神.而每一次“热评”都对老舍创作的脱轨选择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此形成非良性循环.
最典型的是对《龙须沟》和《春华秋实》的批评影响.《龙须沟》是老舍刚走进新中国门槛后的创作,对他五六十年代创作道路的选择延伸影响甚大.毫无疑问,作品取得很大的艺术成就,但很不平衡.前三幕写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生活和命运,生活实感、人物塑造、矛盾冲突、情节语言等方面均显示出老舍独特的创作个性和非凡的艺术才能；而后两幕,写新中同成立后底层市民翻身解放的现实生活,则流于简单的热情歌颂和空泛的社会理想表达,热情有余生动不足,场面热烈但浮泛,人物缺少个性,描写缺少艺术感染力但在当时,无论文艺界还是政府部门所关注的均是后两幕所表现的老舍歌颂新社会和人民政府的热情,所表现的运用戏剧这种形式及时地服务于新中国的创作倾向i如廖承志认为,《龙须沟》的成功,在于老舍“解除”了“单纯迷恋”“崇高的艺术修养”和“过去的生活经验而不再去感受新生活”的“包袱”1；而周扬则强调要学习老舍歌颂人民政府的责任以及努力接触和理解新生活、新人物的精神.2《春华秋实》是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北京市有关领导的热情帮助、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下完成的,在长达十个月的创作过程中,在十易其稿的艰辛劳作中,他们参和其中,就人物创造、主题表现、情节冲突等曾经提出过具体修改意见,虽然他们也曾经提醒老舍强化艺术表现,但更多的是帮助老舍学习和领会政策,希望老舍将“三反”“五反”的政治宣传和艺术描写结合起来；作品演出和发表后虽然也有艺术表现欠佳的微词,但淹没在对老舍紧跟时代创作、及时宣传方针政策的热烈赞赏和充分肯定中.这种肯定和关心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对于老舍创作的错位选择发挥了重要作用.老舍正是在这种强有力的批评鼓励下偏离了艺术表现规律,走上政治宣传的窄胡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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