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在香港光明报工作,此文是一篇光明报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光明报论文参考文献：
近日阅读《世纪》2011年3期,看到沈艺先生所写《抗战时期的香港〈国民日报〉社》一文,引起了我当年在香港摆花街上工作和生活的一些回忆.
摆花街上的姐妹报
其实,当年在香港摆花街上除去《国民日报》外,另有几家报社也设在那里,例如沈文中提到的《华商报》以及我工作过的《光明报》等.此外,摆花街上还有一些私营的小印刷厂和排字房,他们承担着一些报纸、书刊的排字铸版一直到印刷出版的业务.当时的摆花街很像上海的望平街,俨然成了香港的小文化街.
我是1941年重庆白色恐怖严重后,从重庆《新蜀报》撤退隐居在重庆青年会宿舍,并于当年6或7月接到萨空了老师从香港发来的通知,潜离重庆去桂林,再经柳州、玉林到广州湾(即现湛江市)后,搭海轮赴香港的.到港后先去九龙弥敦道国际新闻社范长江老师处,然后由范长江告知萨空了,再由萨空了到国际社陪我去香港摆花街《光明报》报社报到的.由于我是单身,《光明报》在附近摆花街上设有单身宿舍,我也就立即得到了安身之处,一间宿舍两个床位,和我同宿舍的是报社副刊主编施白芜老师.
香港《光明报》在我报到前已先创刊,它也设在摆花街上,而且和《国民日报》在同一街面上.也是一幢三层楼的街面楼房.而《华商报》则设在摆花街的另一边,离我们《光明报》稍远些.
其实整个一条摆花街并不很长,三家报社的距离实际上是相当近的.不过三家报社虽都在一条街上,但由于政治背景各异,各自的言论立场却大不相同,特别是有关抗日战争国策等问题,彼此的报纸社论和副刊、短评等方面往往会论战不休,你来我往煞是热闹.各报同仁中,有的是老相识,有的还是新闻界有一定声望的人,可是因为政治因素,途中偶然相遇,竟视若无人,互不招呼.现在想来,也真有些何必当初之感.
《光明报》是中国政团同盟组成后设在香港的机关报.报社内部组织有编辑部和经理部两个部门.其核心是报社社长梁漱溟,总编辑俞颂华,总经理萨空了.编辑部主要人员有国际版杨潮(即羊枣),要闻版潘朗（他从香港撤退至重庆后,任《国讯》主编),副刊主编施白芜（解放后在北京文联工作),外勤记者谢加茵等.经理部配有一名副经理(姓名已忘,好像是梁漱溟的学生唐东久),每日陪梁老上下班,到报社后就分管报社有关发行印刷等业务.
我是报社会计主任,负责报社财务工作（在我到港前,报社会计工作先由《华商报》的副经理兼会计主任王家振暂时的).我的办公桌设在编辑部施白芜同志处,我们两人又同住在一个宿舍内.施老师看到我本职工作不重,也喜欢写写弄弄,于是就让我帮他做个副手,平时代他收发审看来稿来件,副刊稿件少的时候,就帮他搞些短文小件填填空白,两人配合得还相当不错.
《华商报》从政治背景看,似应为香港地下组织所创办,在当时香港报纸中,《华商报》和《光明报》形似姐妹报,两报的抗日反蒋主张是基本一致的.由于大后方国统区难以畅所欲言地办报,因此均在香港办报,而报纸的发行并不局限于香港,还以大后方民众为主要的读者群之一.
《华商报》的主办者是范长江老师,他是我步入新闻界的领路人,我们两人相识于重庆青年记者学会.《华商报》副刊主编是郁风.我和郁风大姐是初识,她是一位画家,又是一位很有文采的散文家,她编的副刊版面构思精巧,雅俗共赏.当她得知我有时也喜欢弄弄笔墨,就约我给她副刊写稿.在她鼓励下,我曾就那两次从玉林到广州湾的三天路程旅途,写成一组“西南行”通讯小品供她副刊试用.这通讯稿我是一稿两投,一稿给郁大姐,另一稿寄给上海《申报》赵君豪老师,供他在《申报》以特约通讯员名义刊用(赵是我1939年在上海读新闻专修班的老师).《华商报》经理部方面我熟识的人不多,现在只记得王家振一人,他是萨空了老师的学生,广东人,当时是《华商报》的副经理兼会计主任,广东解放后曾任《南方日报》或《广州日报》的经理.
香港《光明报》和《华商报》每日出版发行量均不大,两报广告收入也不多,但办报经费勉强可维持,所以仍能出版至日寇攻陷香港时才分别停刊.两报停刊后,员工根据组织安排分别隐匿民间,我和施白芜老师先被安排在摆花街附近的一家饮食店,帮助打杂、洗菜、洗碗等.不多久,我又被单独安排到香港下环附近一条小路上的一家杂货店居住.
穿越层层封锁线从香港撤退至内地
在日寇攻陷香港大约一个多月后,因粮食恐慌,日寇当局开始大量疏散人口,组织上乘机分批安排我们撤退.我和施白芜老师是得到叶以群同志的通知撤退的.两人先由藏匿的住所撤到中环胡李话道一幢小楼房,在那里见到了《华商报》的王家振一家人(他和夫人及姨妹),后又有《光明报》的谢加茵,作家华嘉(解放后曾任广州文联负责人),彼此蒙难重见,自有一番欢庆,握手拥抱不已.当天我们就住在这幢小楼内.翌日一早,大家按通知分头到香港西南侧的一个渡口等候渡船.在那里我们又见到了国际社的黎溯、唐海以及生活书店的赵晓恩和孙明心一家人.
我们这一批是组织安排撤退的,在人员集中后,先渡船去了香港岛对面的大洪岛,在那住了两天,然后才搭乘大渔船寻机越过日寇海上封锁线,偷渡到了澳门.到澳门后,我们一批人没有集中住在一起,分散居住于相距不远的几个澳门小旅店里.澳门当时是葡萄牙属地,日寇势力尚未进入,可以在澳门市内自由走动.所以我们这一批人不仅经常在一起,而且有一次还碰见了金仲华先生,他是由吴梅同志陪同由香港潜来澳门的.
香港撤退至澳门的人员怎样继续撤退,当时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乘船去广州湾,再由广州湾去内地；另一条是穿越日寇两条陆上封锁线前往内地.我们一批人是走陆路,穿越日寇两条陆上封锁线去内地的.为了继续撤退,我们一批人在澳门生活得十分紧张.首先是要兑换小面额钞票.当初香港撤退时,组织上分配给每人一张港币五百元大票,要兑成小票才方便市面应用.但澳门市面上大票调小票的兑换店也很难兑换这样的大票,又容易引人注目.只能到大赌场里先调换为赌场筹码,然后在赌场里出场时再用筹码调换成小票.为此我们一伙分别去过几次大赌场,也经此活动过了一把出入赌场的瘾.
另一项紧张活动是要设法取得通行证.越过日寇两条陆上封锁线,需要每人自己去日寇特务机关驻澳门的联络站通行证.而怎样向日寇特务机关申报通行证,需要根据各人自身条件设法解决.我因为年轻,广东话能讲但讲不多,也不像本地人,所以我编的申请理由是,声称自己原来在香港一家杂货店工作,老板是台山人,这次去老板台山家乡找老板解决生活的.结果我的申请竟被最早通过,拿到了通行证.当时去日寇特务机关驻澳门站申请办通行证的人每天有几百个,大部分是香港来澳门后要求转去日占区各地的.我们这一批共有男女十四人,申办通行证的时间是早上七点钟开始,我们每天都是天不亮就去日寇特务机关驻澳门站排队等候开门.有的人不一定能一次通过,要反复再去.所以为了通行证就前后花了三四天才得以全部解决,弄得人人疲倦不堪.
我们撤退的具体路线是由澳门跨过封锁线,进入日寇敌占的江门,再由江门穿越敌占区和国统区的封锁线到达广东肇庆.我们到达肇庆后,印象中好像《华商报》的华嘉和《光明报》的谢家茵两人先后分头离开大伙,各自去了广东的其他城镇.其他的人一起到广西梧州市(当时称苍梧),然后搭船到柳州.《光明报》的施白芜老师到柳州后也和我们分手,离开我们转经贵阳去了重庆.余下的人搭湘桂线火车到达桂林,桂林市当时是香港文化界撤退内地的集合地点.
就这样我在香港结束了《光明报》的工作,转辗回到内地,开始在国统区大后方的新工作.
（作者为原上海《解放日报》老报人）
责任编辑周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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