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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种以中国意识为基础的文化转型的人类学在当下中国呼之欲出,它成为了新一轮“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主基调.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的特征：其一,今日中国亟需人类学的理论构建；其二,人类学学科分支的不断拓展；其三,人类学人才队伍的培养在最近二十年蓬勃发展,与人类学缺少恰当学科地位形成对照；其四,既有研究范式在日益发生着转变；其五,中国人类学在“走进”和“走出”之间不断地进行着自我的超越.
关键词：人类学；中国时代；文化转型；乡土社会；学科发展
中图分类号：C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 2015）04-0074-12
对于中国人类学在当今世界格局中的处境,需要有一次盘点,以便让我们在明确的中国意识下对人类学的中国研究的方向有所把握.过去,我们也许做了很多,但并不知为何而做；或者,我们说了很多,但却不知为何而说；还有,我们想了很多,但并不知为何而想.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重新去看待过去在中国曾经发生了的人类学,展望未来的中国人类学.这里的“不知”,其所指非常明确,即不能把作为一门学科的人类学跟自身文化的处境及转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心中所依附的仍旧是“遥远的他者”,但情形正处在无意识的转变当中.
文化与转型
“人类学的中国时代”并非新的用语,而是半个世纪之前（1962年10月30日）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 Maurice Freedman）荣膺第三届“马林诺夫斯基纪念讲座”主讲时给出的一个题目：“一个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A Chinese Phase of Social Anthropology）.弗里德曼给出这个题目,其用意在于提醒西方的人类学家们应该注意到中国社会及其变迁的诸多研究,并特指20世纪30年代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吴文藻教授领导之下而开展的各种形式的有关中国社会的实地研究.很显然,这个时代是跟一系列的巾国人类学重要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诸如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廖泰初、瞿同祖、田汝康、李有义等,是他们真正意义上创造了一个人类学的中国时代,这个时代并不是按照所谓学科分类来称谓自己的,而是依照这些人的研究中个人所承载的文化意识,即曾经受到过中国文化深度熏陶,并经历了一种社会结构巨变的中国意识,因此,这些人类学家的研究可称之为人类学的中国学派.
在今天,往往会笼统地将上述人类学家称作社会学家,但很显然,他们并不同于那时从美国传人的以李景汉、陈达等为代表的社会学的传统,正如拉德克里夫一布朗所指出的,他们进行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调查,而是一种“社会学调查”,它的方法实际上或根本上是人类学的,即采用实地田野工作的人类学方法.另一方面,他们这些人又不同于英美人类学的传统,这些人研究的是自己所存在于其中的社会,即中国社会,并且依靠的更多的是自己眼睛的观察和感官的感受,而不是各种僵化的调查表格或问卷.
那个时候,中国的研究者相信,尽管生长于这个自己熟悉的社会之中,读的也是“四书五经”之类的经典,但实际自己并不真正了解这个社会,即从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的意义上而言的那种“不了解”这个社会.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派克教授和英国牛沣大学的布朗教授在1930年代中期先后来华讲学,受到吴文藻等人极为热情而缜密的学术接待和安排,这些活动对于“人类学的中国时代”的成长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契机.今天看来,这是借助两方的前沿研究范式而把一种以中国意识为基础的人类学或者社会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峰.再加之一批有志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年轻学子孜孜以求地沿着这条道路的前行,所结的硕果不仅是在世界人类学,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的领域巾影响显著且持久,并且,在方法论的意义上,也使得这样的一种研究在中国的学术场域中有了一种合法性.可以说,那时的人们并无意于在学科如何分野与依附上去做耗费时间的争执,倒是在围绕着中国当时的内陆农村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展开了内涵极为丰富的田野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有关中国社会及其文化多样性的资料,显然,从那个时期在这个学派的重镇——燕京大学所留存下来的大量在这些前辈学者指导下完成的本科以及硕士论文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此意义上去称谓那个时代为“一个人类学的中国时代”显然是有其所指的,并且这无意之中也印证了马林诺夫斯基在为费孝通的英文版的《江村经济》所写序言中的那份断言和欣羡,即人类学家研究自己的文化以及能够有机会去面对一种文明的人类学,并且要求研究者注意到在两方现代世界兴起的浪潮影响之下所发生的种种转变.这是实地田野研究方法所能提供给研究者的一套最为方便的工具,借此去从现实的真实的发生中去看出来社会构成、文化形态及其转型.在此意义上,人类学所关心的恰恰就是某一个社会其文化构成的这一维度,以及对这一维度变化的追溯与比较研究.
但就费孝通一人的学术成就而言,从《江村经济》到《禄村农田》,再到20世纪80年代的小城镇研究,这种追溯变化的视角从来都是不缺乏的.在其晚年,借“文化自觉”的概念而进一步提出的文化转型的概念,更是把握住了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精髓,即在一种动态之中去理解文化存在的形态.很显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的生活在经历着从物质到观念上的各种转变,我们可以称这些转变为一种转型而非变迁,原因似乎也很简单,所谓转型,意味着这个社会中出现的因为某种巨变而有的形态上的前后之间的改变,而非那种渐进式变化的社会变迁.这就如一块钢板突然从中间断裂,分为前后的两截,而非是所谓的前后之间无根本分别的那种扭曲的变形,即有变化却还是连续的一体.这又有似于川剧里的“变脸”,由一个演员转换出来的各张面孔之间,相互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藕断丝连的关系,不同的面孔代表着不同意义.由此而可以作一类比的就是,这样的变化模式多属于是一种转型的状态.作为一个试图从现实中去寻找意义关联的人类学而言,中国巨变的生活场域为这种新意义的获得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观察空间,这个意义生成的场域不再局限于中国的乡村或者是边疆,而是向城市、向海外、向经济与政治的中心多方位的拓展.这是和中国人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世界范围内的日益频繁的流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结论：适合人类学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人类学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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