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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治党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在合作制度下,全面从严治党不只局限于中国党内,还涉及参政党监督功能的发挥问题.从合作制度的形成历史、基本定位以及发展方向来看,发挥监督功能对于参政党自身建设和发展十分重要.在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需要进一步充分、有效地发挥参政党监督功能.
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合作；参政党；监督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16.01.011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339（2016）01-0058-04
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其基本职能之一是监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以及《中国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的出台,对党派履行监督职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党派作为中国的亲密友党,如何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合作历史传统,履行好监督职能,激活合作制度效能,是参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面临的一个重要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意义与历史镜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领导集体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摆在党执政兴国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方面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即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其中,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锻造坚强领导核心,为协调推进其他三个“全面”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有学者指出,全面从严治党的全面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在内容上涵盖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建设和制度建设各个领域；二是在主体方面,从严治党不仅是党的责任,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贯彻从严治党要求；三是在时效方面,从严治党不是一阵风、搞运动,而是要常态化、制度化[1].
全面从严治党,目的就是要保持中国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并以此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曾深刻指出,全党同志必须在思想上真正明确,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长期保持下去的,不管党、不抓党就有可能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结果不只是党的事业不能成功,还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在这方面,苏共就是前车之鉴.苏联作为一个拥有93年历史、1 800多万党员的老党、大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丧失了执政地位,而且被勒令解散.在十八届纪委二次全会上郑重指出,我们国家无论在体制、制度上,还是所走的道路和今天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相似或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共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反思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人们往往将其归咎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以及由此导致的权力资源的高度垄断和贪污腐败的高度盛行[2].实际上,从政党制度的角度考察,苏联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一个表现就是排除了其他党派的存在,听不到不同的声音,进而丧失了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的能力.
二、从合作的制度逻辑理解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的全面性不仅要从党内的视角来理解,还要从党外的视角来理解,不能“把从严治党仅仅作为党内的事,搞内循环”[3],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全面地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全面性.当然,党外也包括了方方面面,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从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合作制度”）来把握.政党制度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存在着密切联系,没有一个科学合理的政党制度,或者说有了好的政党制度而没有运行好,都不利于执政党自身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对此,曾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等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4]34—35.合作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决定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不仅要在合作的制度框架中搞好自身建设,还要将全面从严治党上升为政党治理的基本内容,一方面通过虚心接受来自参政党的监督更严格地抓好自身建设,另一方面通过自身建设促进参政党建设,进而使中国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以有效运行.
理解上述逻辑,必须清楚地阐释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合作制度与全面从严治党内在联系；二是全面从严治党对合作制度提出的要求.
合作制度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平台.2007年发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就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同各党派进行政治协商,实行互相监督,是中国与各党派合作的首要内容.在监督的性质方面,明确定性是“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表明其不同于一般的监督形式,具有政治性.在监督的主客体方面,虽然是互相监督,但由于中国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更需要来自党派的监督,因而更多地要鼓励党派对进行监督.在监督的内容方面,规定党派就“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中国和政府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情况,中国各级党委的工作和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监督,党员领导干部是否模范地尊法、守法,是否积极作为,是否廉洁奉公,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点内容.在监督的定位方面,明确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加强和改善中国的领导发挥作用,这意味着合作制度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平台.
全面从严治党对新时期合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出了更高要求,其核心是如何使合作制度更加有效地运转起来,从而更好地发挥参政党的监督功能.有学者在分析我国的腐败问题时指出,制度常常“不是制度缺失的问题而是制度空转的问题”[5].合作制度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真正发挥作用,不论是还是党派,在制度建构和制度运行方面都要作出更大的努力.从制度建构方面来看,作为合作制度建构的领导者要在推动制度改革、发展和完善方面更多地发挥“制度企业家”的职能,将合作制度打造成“权力的制度之笼”非常扎实的一环.党派作为合作制度建构的参与者,要更多地发挥“第二行动集团”的作用,在领导下更好地推动制度变迁.从制度运行方面看,各级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要真正地把合作制度放到基本政治制度的高度去认识,要深刻吸取历史教训,自觉接受党派的监督,避免决策过程中出现颠覆性的错误.党派作为的亲密友党,一方面要真当诤友,诚于提出意见,敢于进行批评,善于发表建议；另一方面要通过自身从严加强各方面建设,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在合作制度中更加彰显活力、发挥作用、产生影响.
结论：大学硕士与本科从严治党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从严治党方面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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