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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旧人”与“新人”,西方的阐释恐怕要追溯到马克思甚至更早的年代.当时这一问题在文学中是比较模糊的,而与社会上的政治运动关系更加紧密.后来经过马克思、恩格斯、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等人的铺垫,“旧人”与“新人”问题以“五四”为发端,正式成为中国文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意识,并历经“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文学”,贯穿了过半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因为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总是与政治过从甚密,所以“旧人”与“新人”也就成了文学领域内一个颇为重要的问题.“旧人”与“新人”真正达到泾渭分明,并且在农村这一中国最广阔的舞台上展开对垒,显然要从“十七年”算起.之所以要重新对这一时段里的“旧人”形象予以重视,是因为当占据主流的“新人”形象塑造,总是以牺牲心理上的复杂性与人性的真实性为代价来着意体现主流意识形态对于阶级与成分的想象时,“旧人”形象作为“新人”形象的“他者”,反而吸纳了大量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摒弃的东西,这其中正包含今天我们所看重的文学性.时隔数十年,审美属性或者文学性已然成为衡量一部作品研究价值的主要标准,此时“旧人”形象中积淀与隐藏着的文学传统以及作家个人的才华技巧,为上世纪40至70年代中体量巨大但政治属性过为明显的“非纯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价值与角度.
在“十七年文学”乃至整个40至70年代的“旧人”形象序列中,柳青的《创业史》（以下简称《创》）中的形象塑造显得非常独特.《创》第一部于1959年发表于《延河》,并在1960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应该说在此之前,“旧人”的谱系已经相当饱满,包括《小二黑结婚》《三里湾》《三年早知道》《锻炼锻炼》《山乡巨变》在内的一系列农村题材作品中已经塑造出了如“二诸葛”“三年早知道”“常有理”“小腿疼”“亭面糊”等一系列个性鲜明、充满滑稽色彩的“中间人物”,《红旗谱》一类的作品也创造出了与地主不共戴天的旧式农民英雄形象.但面对这一谱系时,《创》中的“旧人”形象体现出了新的意义.从历时性角度上,《创》在无法规避叙事的政治色彩时,其“旧人”形象继承的“旧”文化传统维持着社会主义革命下的乡村与千百年来农业社会历史的联系,使旧式农民形象重新获得了人性与历史的深度;从共时性的角度上,小说对贫农与中农、富农的同质化处理,使乡村世界从“阶级”“成分”造成的割裂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还原.
需要明确的是,“十七年”时期所谓的“中间人物”与后来所谓的“旧人”在概念的外延上并不一致.以邵荃麟为代表,当时文艺界曾对“中间人物”有通行的认定：“好的、坏的人都比较少,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年8月）言外之意,所谓“坏的人”并不被包含在“中间人物”里,相比之下,“旧人”则并不区分“好”与“坏”,包括了所有被旧式思想主宰着的人物.从“中间人物”角度出发,严家炎等一批学者挖掘出了梁三老汉的典型性与艺术性,而从“旧人”的角度出发,应该看到《创》对当时所谓的“中”与“坏”进行了“一体化”的处理,这在当时是非常具有文学史意义的新变.正是作者对梁三老汉与郭世富、姚士杰等反面人物的一体化处理,使梁三老汉等“中间人物”的性格在诙谐之余变得复杂立体,摆脱了被“平面化”“喜剧化”的命运,也使反面人物因与中间人物体现出了相同的生活逻辑而有血有肉,在政治化的风暴中留下了一份人性的真实性与历史的必然性.
“像任老四那号半老汉等借的时光说还,还的时光没钱.这社会,你把他看上两眼！我看,不如取他们几个利息.”想要理解《创》对“旧人”的一体化处理,可以从梁三老汉对梁生宝的这句话切入.就在说这句话的几天前,梁生宝为说服老父而假想出一幅创家立业的美好图景时,梁三老汉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与立场,还说着“咱不雇长工,也不放粮.咱光图个富足,给子孙们创业哩！”几天后当其他贫农可能损害他的切身利益时,梁三老汉便不留情面地向儿子提出这样带有“剥削”色彩的建议.虽然小说里养子与老伴在话语上的“釜底抽薪”总是让老汉频频出现的“剥削思想”变成小说的笑料,但面对虚幻的财东生活时老汉的心痒难耐,以及面对贫农邻居时的不讲情面,还是体现出底层农民在人生理想与生存哲学上与所谓“剥削阶级”之间剪不断的亲缘关系.
梁三老汉崇拜那些成功“创业”的乡里,类似“三大能人”也大多从一无所有开始自己的“创业”经历,于是蛤蟆滩上不同阶层的旧式农民被连接成了一个整体.从“中间人物”的角度出发,梁三老汉因目光短浅、愚昧自私而造成的喜剧性背后,是他身为“旧人”所拥有的一整套乡村现实的生存哲学与几千年不变的生活理想.在大量有关《创》的批评与研究文字中,梁三老汉因为看似淳朴稚拙、甚至带着一点“傻气”而被看成一个既可怜而又有些可爱的角色.但是从历史传统与文化基因的角度,应该看到在小说田园风俗画式的叙事表象之下,以梁三老汉为代表的一系列“旧人”在面对世俗人生理想时,是不乏反面人物的“残忍”的.
因为梁生宝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不再与梁三老汉一条心发家,老汉便在心中多次强调这个儿子与自己并没有血缘关系的事实,甚至冲着老伴说出这样的话：“秀兰可是我的骨血哇！”大有要从这个家庭剔除梁生宝的言外之意,即便老伴痛哭,梁三老汉也并不服软.当然,在小说的后半段,包括《创》第二部中,事情并没有向极端的方向发展,梁家父子的关系不断调和,逐渐梁三老汉也成了儿子坚定的支持者,但是不能忽略的是——梁生宝的事业确实附带着改善了养父的生活.如果后来老汉没能“穿上新棉衣”,“庄严地走过庄稼人群”,他会怎么对待这个养子呢?
叙事表象之下“旧人”的逻辑已经显现.在追逐传统式理想的过程中,梁三老汉对亲生女儿也一视同仁、斩钉截铁.在小说的第十九章,老汉以为女儿对早已许下的亲事不满,在事实并非如此的情况下多次不顾情面做出“老子打死你”的威胁.这样的场景在《红旗谱》等小说中也多次出现过,不同文本中相似的桥段反复说明着传统理想的不可动摇,作为理想基础的家庭无论在名誉方面还是物质方面的损失,都是梁三老汉们不能容忍的.这里并没有从当代道德的角度去挞伐梁三老汉等“旧人”的意思,我更愿意去理解为什么在《白鹿原》中,对内苛刻无情的白嘉轩反而被誉为“仁义”“耕读传家”的典范.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道德”,除了从解构意义上可能有的“反讽”之外,我相信这种角色设定中折射出来的几千年文化传统遗存是更应该被重视的.为了发家,梁三老汉累出了哮喘病、罗锅腰,不惜与亲人反目,如果说他的这种执着让读者感到可悲可叹,那么身为“富裕中农”“富农”的“三大能人”们为了“守业”而表现出来的刻薄、坚忍、自私、精明甚至是奸诈与残忍,也就不似“十七年”乃至“”时期那样让人憎恨了.以此为线索,旧乡村社会底层农民形象与中农、富农乃至地主们的形象在被“阶级”与“成分”划分的表象之下,重新产生了相辅相成的整体性.
从梁三老汉以及郭振山、姚士杰的家庭叙事中,柳青很自然地带出了几位女性角色,其中除了“新人”改霞之外,梁家的梁王氏、梁秀兰母女,以及被姚士杰的素芳等女性角色,虽然着墨较少,但其家庭身份与人生遭遇还是相当有代表性的.
应该承认,柳青塑造男性角色的能力确实更高一筹,但在为数不多的女性形象中,素芳这个形象值得重视.这个人物身上同时杂糅着“旧”与“新”的属性,一方面在公公王二直杠的暴力压制下,在智力不健全的丈夫身边重复着无数代乡村妇女曾有过的悲惨生活.另一方面,尤其在《创》的初刊、初版、再版本中作家特意增删的有关性与爱的文字中,那种后来愈加丰满的因突破了*禁忌而徘徊在乡镇边缘的女性形象已经隐约浮现.这一形象谱系以《白鹿原》中的田小娥、《檀香刑》中的孙眉娘为代表,因为体现了根植于人性中的“酒神精神”而显得与现代西方自由爱情观或女权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不难发现,这一系列人物形象之所以触动人心,正是因为人类的天性与其身上属于“旧人”的命运因子发生了无处不在的抵牾,她们的遭际焕发出了别样的悲剧色彩.
借用李杨在《抗争宿命之路》中的话,《创》已经是“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的完成阶段”的作品了,但小说中的旧式人物,却格外引人注意,甚至喧宾夺主.事实正是这样,无论一种属于无产阶级或者社会主义的叙事是否真正建立,小说中旧式人物形象所占据的地位与提供的能量都是毋庸置疑的.
虽然在今天看来,这部作品有不少属于那个时代的局限,但《创业史》无疑是政治年代中少有的达到较高艺术水平的作品,并且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农村题材作品中,都能或多或少地看到它的影响.柳青在农村十余年苦心孤诣的经历,以及既成文学史观对作品的拔高,都影响着人们对《创业史》的评价,但我想这部小说取得的成绩,最终还是要归因于特定时代里,作者对“旧人”的成功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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