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视野中民族话语的变迁,本论文为您写当代文学视野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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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从其发生而言,“当代文学”有着明确的国家性质和政治意涵.作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承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遗产和新主义革命与反帝反封建的遗产,被纳入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划之中,即便是某些“潜在写作”和“抽屉文学”,也是作为依附性和对话性的形态而存在.在这样的“顶层设计”当中,“民族性”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连带着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主体的表述与确立以及社会主义文化认同的想象与塑造.无疑,政治意涵浓郁的“民族”与因为带有歧视色彩而已经被抛弃的人种论叙述中的“种族”以及当代人类学侧重文化意义上的“族群”都有着质的区别.
“民族”在当代文学中具有双重含义,并不能笼统言之,其一是民族主义意义上的,即“国家—国民—民族”的叠合,它源于晚清梁启超、汪兆铭、孙中山、杨度等一系列对于欧洲民族主义的译介和本土民族的建构,辅之以一系列舆论强人、诗人作家、学者对于龙凤图腾、炎黄神话、长江黄河等象征隐喻的阐释与发明,而在1930年代后期逐渐成为共享的文化理念,对应的是“中华民族”这一想象与实践的共同体；其二是公民身份意义上的,特指中华民族各个组成部分的不同少数民族,它们在民族主义理念普及与蔓延开来后,由中国吸取苏联经验,结合本土历史现实与地缘政治现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下来,强调从属于“人民”这一集体内部的某种由于地域、血缘、语言、心理等因素所造成的差异性存在.两种“民族”并不在同一个逻辑层面上,在使用中往往通过语境可以区分出它们之间的差别,本文则主要就后一个意义而言,讨论“少数民族”对于当代文学所具有的文化结构、内在动力因素、多元美学与交互主体等方面的功能和价值,而后者在消费主义盛行之后,又衍生出第三种含义,即文化政治意味上的“族裔”或者“族群”.
我相信,民族维度的展开,可以敞亮当代文学某些一度晦暗不明的角落,进而可以更为全面地呈现出当代文学的组织、构成、生态与演变——它们由现代性所生发和命名,曾经在启蒙现代性的话语中遭逢遮蔽和强化之间的张力,又在审美现代性或者说后现代性话语的发展中重获多元化生机.“民族性”在这个复杂缠绕而又充满回流与曲折的过程中,不断因应外部社会而发生流变,显示出当代文学本身在剧烈转型的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初的鲜活景象和勃勃生机.
一、国家话语一体性与
兄弟民族文学互动
无论是哪种含义,民族首先指向的无疑是身份与认同.与前现代时期不同的是,如果说此前的身份更多来自于诸如阶级和门阀、士人与庶人、士农工商之类社会职业与等级制度的划分,民族指向的则是由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所规划的血缘、语言、宗教、地域之类共同体特征,以及含混莫测却又无法回避的心理因素.血缘对应于种族,语言对应于文化,宗教指向信仰,地域则划分边界,它们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某种特定的“民族心理”,也即情感认同.从起源来说,少数民族的现代政治认同是模仿民族主义的后发产物,但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实践之中被改造为一种独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规划.这种制度和规划曾经一度极其有效地在革命与建设时期起到了最大范围内群众动员的作用,并完成了对于幅员辽阔、族群众多、文化多样的中国形象的塑造,并以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为指导、协助中国在对抗国民党的民族主义中完成了政治改造和理论提升：在现实层面体现为继承了清帝国和中华民国留下来的广袤地域与人口,在意识形态层面接续了“大一统”的前现代帝国遗产；同时与社会主义的平等诉求相关联,在人民性和阶级叙事的支持下,让无数被压抑、侮辱与损害的人们获得了翻身的机会；这两者结合,也提供了关于未来美好中國的想象图景.
因为在社会主义中国初期民族话语与阶级话语之间的紧密结合,或者说以阶级、集体、人民等话语作为主导,将少数民族纳入到人民性之中,所以彼时的少数民族文学呈现出时代的共性,而较少具体族群的特殊性.少数民族的景物、地域、语言、文化、民俗、宗教等元素只是作为地方性与多样性的存在,内在于整体性的国家（中华民族）叙事之中.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我们可以观察到其间出现的代表性少数民族文学选本,基本上都呈现出与国家意识形态如符合契的话语表述方式,是国家文化领导者有意通过制度建设和文学组织活动的结果.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出版的《新生活的光辉（兄弟民族作家短篇小说合集）》,选取了10个民族19位作者的46篇作品,包括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春天照耀着乌珠穆沁草原》）、玛拉沁夫（《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春的喜歌》《在暴风雪中》《满眼春色的草原》）、乌兰巴干（《牧场上的春天》《马场主任》《草原上的驯马姑娘》《初春的山谷》）、敖德斯尔（《小钢苏和》《一个姑娘的经历》《时代的性格》）、朋斯克（《金色兴安岭》）、扎拉嘎胡（《小白马的故事》《社员之间》《亲爱的妈妈》）、安柯钦夫（《在冬天的牧场上》《新生活的光辉》《牧羊姑娘的心愿》）、回族米双耀（《投资》）、维吾尔族的祖农·哈迪尔（《锻炼》《回忆》）、克尤木·吐尔的（《吾拉孜爷爷》）、苗族的伍略（《小燕子》《野渡无人》《高山上的凤凰》）、彝族的李乔（《拉猛回来了》《第一次医治》《接米乌乌和他的老伴》《竞赛的一天》）、普飞（《辣椒》《镜湖》《门板》《洗衣》）、壮族的陆地（《一对夫妻》）、朝鲜族的李根全（《金炳一》《洪水泛滥的时候》）、哈萨克族的郝斯力汗（《起点》《牧村纪事》）、白族的杨苏（《求婚》《剽牛》《没有织完的筒裙》）、那家伦（《柏松》《女通讯兵》）、纳西族的赵静修（《苗床》《铜水畅流》）,时间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9年9月,是建国十周年献礼的小说集.从地域分布来看,其中蒙古族作家很多,这与内蒙古自治区最早建立有关,南方民族尤其是云南的较多,也与民族识别最初在云南、广西展开有关.选本几乎没有母语作品,所选都是汉语写作的,用编选者的话来说,“有些作家在本民族有相当影响,但他们的作品目前还没有译成汉文,而临时组织翻译又来不及,因此只得暂缺”.民国年间“五族共和”除了汉族之外其他大民族中,蒙古族、回族（信仰伊斯兰的诸多民族,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都有入选,而藏族和满族则没有,其中的原因在于藏族的书面文学往往由掌握藏语的贵族及掌握,还没有发展出自身的现代文类创作,而史诗如“格萨尔王”作为民间口头文学则没有置入到这个以作家作品为序列的选本中来,尽管此际的史诗搜集、整理与翻译等已经得到了文化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满族则因为辛亥革命前后的“排满”话语的影响与冲击,也没有刻意地被当作“少数民族文学”标识出来,而事实上舒群、李辉英、关沫南、马加、胡可、胡昭这些满族作家大多有在东北从事革命事业后来又去延安的经历,已经成为革命文学的组成部分,少数民族的因素并不那么明显,老舍这样在民国年间已经获得巨大声名的作家尽管并不避讳满族身份,但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努力寻找契合主流意识形态需要的题材与形式,突出某种族群的特质尤其是已经颇有污名化色彩的旗人文化显然不在其努力的范围之内.有意味的是,1961年老舍开始创作《正红旗下》,这是一部预想中的长篇小说,明确以旗人的身份标识和家族记忆作为对象,但很快在1962年就被动终止了,这也显示出少数民族文学在文学史所称的“十七年”时期基本上统摄在国家与政治的语法之中,族群认同在强势的国家认同和人民认同之中处于缺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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