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说看唐代师道不存的现象,此文是一篇师道不存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师道不存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据韩愈在《师说》中对唐代师道风气的描绘,我们普遍认为唐代是“师道不存”的时代.深入分析之后,唐代并非如韩愈所描述的那样,本文着重从韩愈创作《师说》的现实背景,以及当时人们对“师生”关系的定位来论述唐代真正的师道风气.
[关键词]师道；《师说》；唐代
前言
关于唐代师道风气的研究,学者普遍认为唐代是“师道不存”的时代,他们所引用的史料大多只是《师说》和《答韦中立论道书》中的话语来加以证明,如朱利民、王尚林的《论唐代学校教育》一文.关于这一现象出现原因分析的文章也很多,如郭畑在《胄子从师,罕能由礼——韩愈写作<师说>的现实背景》中指出：韩愈写作《师说》与他仕宦经历以及当时的官学的风气败坏有着密切的关系.刘凌在《韩愈<师说>主旨及其背景》一文中提出：韩愈因为士大夫权贵对儒家道统的冷淡与背离而发出“师道之不存也久矣”的感慨.但这些文章并没有从根本上去考证或是怀疑唐代是否真的是“师道不存”.本文尝试从韩愈写作《师说》的现实背景出发来考察唐代是否真的是“师道不存”的时代.
一、《师说》创作的现实背景
从《师说》一文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在韩愈生活的中唐时期,“师道不存”、人们普遍“耻学于师”.”如果,韩愈说的确有其真实性.那么又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
对于史料的研读,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首先,我们要关注一下韩愈本人,以及韩愈创作师说的现实背景.关于韩愈本人,他直到贞元十七（801）年,终于赴京师听候调选.当年秋冬或十八年（802）春得授四门博士,从而开始了他的国家官员生涯.此后韩愈曾几次担任与学校有关的官职.第一次便是贞元十七年秋冬或十八年春任太学四门博士到十九年（803）.第二次是元和元年（806）任国子博士,第二年又调任东都洛阳分教国子博士,第三年改真博士,直到元和四年（809）.第三次是元和七年（812）由职方员外郎贬为国子博士,直到第二年春.第四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担任与学校有关的官职国子祭酒,是在元和十五年（820）九月到第二年长庆元年（821）春.（1）关于韩愈的这些经历在《旧唐书》中也能得到印证.据《旧唐书》载：“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等元和初,召为国子博士,迁都官员外郎等复为国子博士.”（2）而《师说》正是韩愈做四门博士的时候创作的,也就是唐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作为太学老师的韩愈在此时发出“师道不存”的感慨,必定有其现实根据.在这里就牵涉到唐代官学衰微的问题.
众所周知,隋唐以来开始实行科举取士.在唐朝科举制度已经发展比较完备.唐代的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种.制举是当时临时设置的考试,并不是.而在常举中,犹以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重要.所以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明经注重的是死记硬背、考试的内容相对容易一些.进士科最关键的则是较大难度的诗赋.因此,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进士科倍受推崇.明经以贴经为录取的标准之后,考明经者只需背诵经义,“这实际上是小学的功夫,蒙童先生教授即可,国学中明经义一套反而用不上.”（3）进士科以文章诗赋取士,文学“尚情灵,重个性发展,不重师承.时风所煽,人不相师.”（4）这样,以讲授儒家经典为主的官学,因与科举考试,尤其是进士科的考试内容脱节,逐渐呈衰颓之势.（5）在科举考试引导学习的年代,官学所授的内容明显满足不了当时知识分子通过学习取得功名的需求.当时能进入太学学习的学生,大多出身名门,地位较高.韩愈在《请复国子监生徒状》中引《唐六典》说：“国子馆学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以上及国公子孙从三品以上曾孙补充；太学馆学生五百人,皆取五品以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以上曾孙补充；四门馆学生五百人,皆取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子补充”.（6）《唐六典卷二十一》国子监对学官官阶和职任有更明确的规定,从这些规定可知当时学官的官阶是比较低的,总理教育的国子祭酒也不过从三品,以下的学官官阶都比其所要教授的学生的祖父辈的官阶要低,而“直讲”和“大成”似乎连品位都没有.只有后面几种在当时不太受重视的学科的学生中才能见到庶人子弟,其他均是贵族子弟,再加上当时士族门阀制度的影响,（7）唐初,唐太宗、武则天为了抬高自己姓氏的地位,纷纷重修《氏族志》、《姓氏录》就足以证明士族门阀对当时人们的影响之深.因此,人们自然就会觉得拜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做老师,感到羞愧.也就是《师说》中出现的“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现象.因此造成了各种不尊重老师的现象的出现.例如：睿宗时期,阳峤为国子祭酒时“学徒渐弛,娇课率经业,稍行鞭捶,学生怨之,颇有喧谤,乃相率乘夜于街中殴之.”睿宗令对殴打监官的生徒采取杖杀的严刑,方才平息生乱.（8）开元天宝年间,国学学生互结为朋,不重学业而激扬声价,互相往还的事始有发生,唐代后期,官学教育管理日以弛坏.“太学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有坠窥败业而利口食者,有崇饰恶言而肆斗讼者,有凌傲长上淬骂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于众人者无几耳.”（9）唐宪宗元和元年四月,时任国子祭酒的冯伉在一个奏状中写道：“其艺业不勤,游处非类,樗蒲六博,酗酒喧争,凌慢有司,不修法度,有一于此并请解退”（10）可见当时不尊重老师的事情时有发生,并非偶然.作为太学老师的韩愈,面对如此的现实.当然痛心疾首,作《师说》以期重振尊师重道之风.
这里我们所要注意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太学里的学生不尊重老师,是否就代表整个社会不尊师重道?是否所有的人都“耻学于师”?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二、唐代真正的师道风气
柳宗元为韩愈辩护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写于元和八年（813）,是作者被贬永州期间给韦中立的一封回信.韦中立,潭州刺史韦彪之孙,元和十四年（819）进士.未中进士时,曾写信要求拜柳宗元为师,并不辞道远,从长安到永州去拜访求教.后来柳宗元不断地对他进行帮助.而柳宗元被贬到柳州之后,“衡阳以南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11）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还是愿意去拜师的.“耻学于师”的风气并没有蔓延到整个社会.在此,我们关注一下《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这句话.“狂人”在汉典中解释为：狂妄无知的人.而且在汉典的引证解释中关于这一词语的解释,特地引用了此篇文章.在这里我们会注意到,为什么有人自称老师就会被认为狂妄无知的人呢?单从这一句话来说,可见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便称为老师.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老师的标准还是比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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