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元时期全真教的物质消费特征,本论文可用于全真教论文范文参考下载，全真教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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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元时期,全真教盛行于北方.它在金初形成后,教徒主要以乞食为生,固定财产非常少.蒙古进入中原后,全真教徒利用蒙古贵族给予的占地、免税等经济特权,开始依托宫观大规模地垦田耕作,全真教亦随而有了固定的经济收入.但不论乞食还是耕作,全真教都有一套相对固定的物质消费特征,具体而言,就是崇尚俭朴,自食其力,聚财为公.从根本上说,全真教在物质消费上所具有的种种特征,是全真教立教宗旨的集中反映.这些对保持全真教的纯洁和扩大教团的规模,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金元时期；全真教；消费特征
作者简介：李洪权,男,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师,从事金元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B95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4-0154-07收稿日期：2011-03-18
一、引论
一般而言,宗教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于精神层面而非物质层面,但事实上,宗教的精神追求又须以物质消费为基础,因为不论何种宗教,肉体存在总是教徒得以从事精神活动的不二法门.而如何对待物质消费,这是任何宗教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探索宗教的物质消费观念,对深入认识该宗教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历史地看,在中国古代,金元时期的全真教在物质消费方面颇为值得注意.全真教于金初创建时就厉行出家制度,教徒出家修行,在经济生活方式上意味着彻底脱离了原有的世俗模式,生活来源难有可靠而稳定的保障.尤其随着全真教的迅猛发展,女真统治集团颇为疑惧,唯恐再生“张角斗米之变”［1］（元好问：《紫微观记》,P474）,迟迟不愿承认全真教的合法地位.缺乏政治上的支持,全真教在经济上自然无法受惠于王朝的眷顾,因此在金末乱前,全真道士基本以乞食为生.但蒙古进入中原后,全真教因受宠于蒙古贵族而骤然贵盛,蒙古统治者把所能给予宗教的一切特权,包括建宫观、占田地、免租役等,都慷慨地赐予全真教,自此全真教一改此前瓢饮箪食的乞食状态,耕田凿井,自食其力,开始拥有固定的经济来源.终元之世,其间全真教虽遭遇摧折,但至少仍享有帝国普通的宗教待遇.金元时期全真教由乞食到耕作的这种转变,使这一庞大教团在经济生活方面经历了云泥般的境遇突变.经济上从无到有的急遽转换,很容易催生教团内物质消费观念的异化.但全真教自始就形成了自律性极强的物质消费观念,其主旨在于遏制私欲,安贫乐道.即使经济状况有所改善,这种观念的内核依然基本存在,只是外在形式有所变通而已.总括而言,金元时期全真教在物质消费上主要表现为崇尚俭朴、自食其力、聚财为公三个特征,本文对此进行系统研究,以窥金元时期这一庞大教团的物质消费趣向.
二、崇尚日用俭朴
谭处端（1123—1185）的《水云集》有“自咏”词说：“从初割爱做修持,守一清贫志不移.竹笠羊皮常作伴,破毡腋袋每相随.肥羊细酒全无爱,淡饭残羹且疗饥.木碗乞钱新置得,犹是出家时.”［2］（谭处端：《水云集》卷上,第25册,P848）作为“全真七子”之一和全真教第三任掌教,谭处端对物质生活的这番“自咏”很具代表性,它突出反映了全真教在物质消费方面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生活崇尚俭朴,弃绝物质享受.可以说,俭朴是全真教日常消费的第一要义,这在全真教初创时即定下了基调.全真教祖王重阳（1112—1170）在传教过程中,完全否定物质享受,主张粗衣粝食,要求把日常消费限定在仅能维持生命的最低标准.他有诗词说：“饥来粝饭长哺啜,寒后粗衣任盖铺.”［2］（《重阳全真集》卷1,第25册,P696）“餐残饭,著粗衣,饱暖休相舍.”［2］（《重阳全真集》卷5,第25册,P720）所住庵舍,要求仅需遮形而已,“苟或雕梁峻宇,亦非上士之作为；大殿高堂,岂是道人之活计”［2］（《重阳立教十五论》,第32册,P153）.全真第二任掌教马钰（1123—1183）曾回忆：“祖师道,不得着好衣,不得吃好饭.唱歌打令,只要心头物物不着.”［2］（《丹阳真人语录》,第23册,P705）王重阳对生活要求如此俭朴,当然主要是为了修道.他说：“凡人修道,先须依此一十二个字,断酒色财气、攀缘爱念、忧愁思虑.”之所以断绝物质享受,是因为对修道而言,“螘食华衣饶给于口体,繁声艳色侈奉于视听,心猿易放,情窦难窒,嗜欲耽荒,皆因以萌,骄奢淫泆靡所不至,而劳神惫气、戕性贼命之患举在于是,良可鄙也”［2］（《重阳教化集·序》,第25册,P770）.即唯有艰苦朴素,才能清心寡欲,心无旁骛,倾心向道.用王重阳的诗词说,就是“纸袄麻衣长盖体,蓬头垢面永全真”［2］（《重阳全真集》卷1,第25册,P693）,“粗衣粝食淡黄齑,养就胎仙既济”［2］（《重阳全真集》卷8,第25册,P732）.故他规定：“大凡学道,不得杀、盗、饮酒、食肉,破戒犯愿.”［2］（《重阳教化集》卷2,第25册,P780）“酒色财气食荤,但犯一者,罚出.”［2］（《教主重阳帝君责罚榜》,第32册,P159）
教团的其他骨干也秉承这种消费观念,力倡俭朴.在这方面,马钰阐释得最透彻.他结合自己的经历训导徒弟道：“我尝在俗中时,秤肉斗酒,今已戒之十数年矣.若食酒肉,亦做神仙,只是较迟了些.若心不怀道,又嗜酒贪膻,徒羡口腹,罪报难逃,终为下鬼之类也.”［2］（《丹阳真人语录》,第23册,P705）可见,贪图享受乃修道大忌.他有《戒华丽》词说：“出家儿听仔细,居止慎勿修来壮丽,要创置悦目园亭,与俗人何异?人问子如何是,竹篱茅舍柴门破碎.更衣装纸袄麻衣,是道家活计.”［2］（马钰：《洞玄金玉集》卷8,第25册,P607）为保持这种“道家活计”,他在“十劝”中对衣食居止有明确规定：“三劝断酒色财气、是非人我”；“七劝慎言语,节饮食,薄滋味,弃荣华,绝憎爱”；“九劝居庵屋不过三间,道伴不过三人”［1］（《丹阳马真人十劝碑》,P432）.显然,对道人而言,日常生活只有粗衣淡饭,才能“潇洒”,才能“守弱”.这种观念,后来丘处机（1148—1227）为成吉思汗讲道时也曾着重提及,他说：“出家学道人,恶衣恶食,不积财,恐害身损福故也.在家修道之人,饮食、居处、珍玩、货财亦当依分,不宜过差也.”［2］（耶律楚材：《玄风庆会录》,第3册,P390）所以他主张“每一衣一食,不过而用之”［2］（《长春真人规榜》,第32册,P159）.看来,在全真教这里,俭朴与修道是统一的整体,没有俭朴这个前提,修道时只能“害身损福”,最终难有所成.
这种俭朴的生活在乞食时期自然容易保持,但金亡以后,全真教在蒙古统治者的庇护下,修华宫,建伟观,耕田凿井,资财日增,许多教徒的物质生活也由原来的风餐露宿变成了“安居饱食”［2］（《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1,第33册,P156）.物质条件的转变,给全真教坚持“日用尚俭朴”的传统增加了变数,为此,教团骨干仍继续极力倡导教团坚持俭朴的门风.尹志平（1169—1251）就宣称：“修行之害,三欲为重（原注：食,睡,色）,不节食即多睡,睡为尤重,之所自出.学人先能制此三欲,诚入道之门,人莫不知,然少有能制之者.”［2］（《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1,第33册,P155）对“节食”,他有切身感受.尹志平回忆说,他在山东修道时即曾有过“受人供养”的短暂经历,但道伴们“未至十日”,就觉“体中不安”,只有他心不为所动,“又饮食不令至五分之上”,因此“未尝一日不安”.意即即使居食无忧,只要自己心神泰定,节欲俭食,不为外物所拘,同样符合“学仙之道”.而面对目前这种“安居饱食”的现状,尹志平说：“吾虽当此时而未尝不守其真,梦境中犹着衲衣,作尘劳事,化饭食.”［2］（《清和真人北游语录》卷4,第33册,P175）其意当然是训导教徒们也像自己一样,虽居食无忧但不要忘记俭朴的传统.与尹志平相似,王志谨（1177—1263）也把“节饮食”看做修道的必备条件.当门徒问“初学人修炼心地,如何入门”的问题时,他要求把私心杂念、爱恨情仇、名利“一一罢尽”,“更时时刻刻护持照顾,慎言语,节饮食,省睡眠,表里相助,尘垢净尽,一物不留,他时自然显露自己本命元神,受用自在,便是个无上道人也”.可问题正如其徒所问：“学道之人甘受贫寒,其理安在?”王志谨解释说,贫寒不是学道人的目的,否则所有贫寒的人岂不都是神仙?对学道人来说,贫寒之所以是通往仙界的保障,乃因“修行之人以道德为心,以清净为念”,这就需要“不念形骸之苦”,“遮皮盖肉衣,更选甚好弱?填肠塞肚饭,更择甚精粗?”只有“忘形忘我,身外之物未尝用心”［2］（《栖云真人王志谨盘山语录》,第23册,P730）,才能达到修行目标.这其实仍是继承自教祖以来对俭朴和修道关系的认识,把俭朴看做修道的重要法门.
结论：关于本文可作为全真教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全真教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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