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社会认识论儿童对信息提供者选择性信任,关于免费认识论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认识论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认识论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个体掌握的知识很多来自于他人的传授.从4岁起,儿童就意识到不同的信息提供者在可靠性上存在差异.他们根据和提供者问的熟悉程度、提供者过往陈词的准确性、以及来自他人的线索等策略对于信息提供者的可靠性进行评估,从而决定谁更值得信任.未来关于儿童对于信息提供者选择性信任的研究应从扩展探究的知识领域、对于信息提供者其他特征的操纵、以及潜在文化差异检验等方面进行.
关键词：社会认识论；信息提供者；陈词；信任；批判性思维
分类号：B844
认识论（epistemology）是哲学的重要分支,主要研究人类认识的本质及发展过程.“我们是如何获得知识的?”是认识论长久以来探讨的问题之一.传统认识论关注认识主体所具有的认知资源及认知过程,认为知识主要来源于个体直接的观察或经验,比如摩擦可以生热,大部分固体物质的溶解度随温度升高而增大.自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开始兴起.研究者强调认识论的社会维度.他们提出,个体知识的获得更多时候依赖于环境（如其他个体、社会集团或大众媒体）所传递的信息,即“陈词”（testimony）（Gelman,2009；Harris&Koenig,2006）.如教科书就历史事件的介绍或科普读物中对月球环境的说明.相较于一手信息来说,人们不太可能具有充足的资源对他人传递的信息进行甄别,因为我们通常无法亲历历史或登月考察.正因为如此,从他人处学习知识,尤其是面对那些我们无法亲自证实的知识时,我们有可能会被他人有意或无心传递的错误信息所误导.所以,社会认识论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探讨在何种条件下,他人的陈词可以被接受.
儿童期是智力发展和知识学习的重要时期之一.由于来自外界的知识真伪相杂、良莠不齐.对信息和信息源进行评估和甄别,以及批判性接受信息的能力对于儿童知识的构建至关重要.那么,儿童是否具有这样的甄别能力?这种能力又是如何发生发展的?这些问题一直以来是社会认识论和儿童认知发展心理学所探究的重要主题之一（Clement,2010）.近年来,以Harris和Corriveau等为代表的一些儿童心理学家开启了一个新兴的发展心理学研究领域,即考察3—5岁儿童对信息提供者陈词的选择性信任（selective trust in testimony）.概括来说,他们考察儿童在面对某一未知问题时,如果两位信息提供者（informant）向他们传达了不一致的信息,儿童是否会对来自他们的信息进行过滤,而更加信任其中更为可靠的那一位.来自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我们更好解决认识论领域内的哲学争论.
日益丰富的研究结果显示,即使年幼的学前儿童在信息源的选择上也是具有批判和怀疑精神的.他们不会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来自他人的信息,而是能意识到不同信息提供者间存在差异.儿童使用不同的策略对信息提供者的可靠性进行评估,从而决定哪一位更加值得信赖.一般来说,儿童对于信息提供者的信任主要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对提供者的熟悉程度、提供者过往陈词的准确性、提供者所掌握的领域知识,以及群体影响等（Harris&Corriveau,2011）.为推动该问题在国内的研究,本文将介绍该领域新的实验范式,以及在此实验范式基础上发现的儿童在评估和选择信息源时所使用的策略,并基于此进一步探讨儿童批判性思维的发生和发展,以及本研究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
1 认知信任和情感依恋的分离
来自婴儿依恋的研究发现,从大约9个月开始,婴儿就能区分熟悉和不熟悉的人,并可能已经形成一个或多个选择性的依恋对象.在不确定情境下,儿童从母亲或其他熟悉的人那里搜寻情绪信息而确定下一步的行动,即所谓的社会性参照（social referencing）.依恋对象的存在是婴儿从事探索的“基地”,他们的存在让婴儿有安全感.那么,儿童是否会将他们在社会情绪范畴内对依恋对象的信任和依赖泛化到认知范畴内呢?也就是说,他们是不是更信任来自他们熟悉的照顾者所提供的信息?有两项研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部分肯定的答案.
证据之一来自于Corriveau和Harris（2009a）的研究.在这项研究的前测阶段,来自幼儿园A和幼儿园B的3至5岁儿童观看一段录像.录像中,分别来自幼儿园A的老师甲和来自幼儿园B的老师乙对于一些儿童不认识的新异物体（novel obiect,如金属鸡尾酒瓶嘴）进行命名和功能说明.结果显示,当问及这些新异物体的名称和功能时,三个年龄组的儿童都更加认可自己熟悉的老师给出的答案.也就是说,来自幼儿园A的儿童选择老师甲的回答,而来自幼儿园B的儿童则选择老师乙.由此可见,面对新异物品,儿童没有先验知识做参考时,和信息提供者间的熟悉程度是他们评估其可靠性的主要标准.但这项研究的后续实验发现,如果首先让两位老师对儿童认识的常见物体（如叉子）进行命名,并且让儿童熟悉的老师总是给出错误的答案（如把叉子称作勺子）,而让陌生的老师总是给出正确的答案.接着,再向儿童展示新异物品并询问他们愿意寻求谁的帮助来获知这个物品的名称和用途时,虽然3岁儿童仍倾向于选择自己熟悉的老师,但从4岁开始,儿童对于他们熟悉但却提供了错误信息的老师的认可度开始下降.由此可见,当儿童达到一定年龄并具有一定的先验知识可以对信息传递者的可靠性进行评估时,他们不再一味的相信自己所熟悉的人了.
在另一项类似的研究中,Corriveau等人（2009）通过纵向实验,更直接的考察了亲子间的依恋类型是否会影响儿童对于母亲陈词的信任度.被试分别在15、50和60个月大时接受测试.在15个月时,首先通过陌生情境测验（Strange Situation Procedure）考察被试和母亲问的依恋类型.随后,被试在50个月大时,接受和上述Corriveau和Harris（2009a）研究中类似的新异物体任务,即主试呈现给儿童一些新异物品,然后询问儿童他们愿意向谁询问这些物体的名称和功能,是他们的母亲还是另一名陌生的实验女助手：在母亲和助手做出回答后,再次询问儿童这个物体的名称和功能,以考察儿童会选择谁的回答.最后,被试在61个月大时,再次完成两项和新异物体任务类似的任务.这两项任务的施测过程和新异物体任务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呈现给儿童的实验材料.这两项任务中呈现给儿童的是电脑合成的动物.其中,任务一的材料为50%和50%的合成动物（比如一个动物,50%像猪,50%像熊,以下简称50%-50%任务）,母亲和实验助手分别用两个动物中的一个来命名这个合成动物.因此,任务一中实验材料看起来和母亲和助手所说的名称具有同等的相似度.任务二的实验材料为75%和25%的合成动物（比如一个动物,75%像松鼠,25%像兔子,以下简称75%-25%任务）,母亲总是用25%相似的那个动物来命名这个合成动物,而助手总是用更为相似的那个动物来命名.因而在任务二中,合成动物看起来更像助手给出的名称.实验结果所显示的总体趋势是,儿童在50个月的新异物体任务以及61个月的50%-50%任务中更倾向于向母亲寻求帮助,而他们对母亲的信任在75%-25%任务中开始下降,这一总趋势并不受亲子间依恋类型的影响.但是,儿童在这三项任务中对于母亲的信任程度随着他们和母亲问依恋类型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具体来说,回避型儿童对于母亲的信任度最低,在新异物体和50%-50%任务中,他们对于母亲没有明显偏好：而在75%-25%任务中,他们更偏好实验助手的回答.安全型儿童既表现出对母亲的信任,又表现出独立自主性,在新异物体和50%-50%任务中,他们更偏好母亲的回答；而在75%-25%任务中,他们又和回避型儿童一样,选择相信实验助手.抵抗型儿童对于母亲的依赖度最高,在新异物体和50%-50%任务中,他们更偏好母亲的回答；而在75%-25%任务中,他们对于母亲的回答又没有显著的拒绝.混乱型儿童的表现则最缺乏系统性,他们在新异物体任务中对母亲有显著偏好；而这种偏好在另两项任务中则未发现.
结论：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认识论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认识论的基本观点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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