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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从古希腊人对邦际关系的理解看,所谓“大王和约”不是一则和平条约.首先,该条约不是在对等条件下订立的,而是在波斯击败希腊诸邦后制定的,希腊诸邦并无任何发言权；其次,订立条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避免战争,争取和平,而是以实现波斯夺取领地、征收赋税的利益为目的；最后,条约订立后,并未实现和平,反而使希腊世界更加混乱无秩.人们将其译为“大王和约”一方面是受到色诺芬泛希腊主义历史观念影响,另一方面源于近现代古典学者将古典希腊理想化的结果.
关键词：“大王和约”;敕令；泛希腊主义
当提里巴佐斯向那些渴求聆听波斯国王下达的和平敕令者发出命令后,各邦的使者都迅速前来.他们集合起来之后,提里巴佐斯向他们展示了波斯国王的封条,然后拆封,诵读其中内容.
色诺芬：《希腊史》,V.i.301
公元前387年,希腊诸邦在对内争霸战争中耗费得精疲力竭,对外又相继被波斯帝国及其盟友打败.此时各邦皆有强烈的和平期许.经斯巴达人安塔基达斯斡旋,波斯国王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决定派人前往希腊,宣布爱琴海地区的和平,此为ἣν βασιλεὺς εἰρήνην καταπέμποι,国内外学者一般将其译为“大王和约”（King’s Peace）.然而,经过对希腊人对邦际契约观念的归整、对条约订立的背景、内容及后果的考察,笔者认为“大王和约”的译名和历史现实不符,似应译为“大王和平敕令”或按西方习惯译为“安塔基达斯条约”为妥.
一、古希腊人对邦际条约及和平条约的看法
要理解古典希腊城邦对外关系,就不能不正确分析希腊和波斯的关系.对希腊城邦来说处理和波斯帝国的关系无疑举足轻重.然而目前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倾向：其一,反复运用一些诸如“遏制政策”、“意识形态”、“国家利益”、“霸权政策”、“帝国主义政策”、“软利益”和“硬利益”等现代国际关系的术语考察古典时代邦际关系；1其二,曲解波斯帝国国事的重心,认为国王所制订的帝国战略策略主要围绕希腊城邦而展开.2这些倾向很容易滑入古史现代化或地区中心论的误区.
事实上,从最广义的概念上讲,国际关系就是跨国界的交往关系.国际关系的形成是以国家存在为前提的,国家是国际关系最主要的行为主体.但从本质而言,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异于古代的城邦.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的工具；但希腊城邦最本质的特征是一个以公民集体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3由于受经济发展状况、交通条件等诸因素的制约,古代社会并无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更无从谈意识形态、国家利益.4当然,我们也不能用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看待古代国际关系问题,因为谁也不能否认古代社会确实存在着邦际间、不同民族和种族间的接触和交往.5“国际法的原则和宗旨是由人制定的,不同时期的人会制定不同形式的国际法,产生内容各异的国际关系.”6因此,我们不能从结局出发“反观”历史,盲目将现代国际关系的术语、方法和理论当作放之四海皆准的绝对真理运用于古代社会的“国际关系”或邦际关系的研究中.而应当站在当时人、当时事的立场上,顺着历史事件发展方向“前观”历史,运用历史的方法,将这种关系还原到当时历史背景中,在深入分析批判原始材料基础上,正确认识古代“国际关系”或邦际关系.我们认为,对于古代社会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准则,应当尽量用古人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来加以解释和说明.7
其实,对于我们所讨论的主题——城邦间缔结的邦际条约,古代希腊人有着清醒认识.随着城邦间交往的频繁和邦际关系的复杂化,古希腊文献和铭文中出现了丰富的用以描述邦际间协定、契约、条约含义的词汇.为方便下面讨论,将相关词汇大体归整如下.8
从上表不难看出,古希腊邦际间订立的条约类别繁多,说法各异.既有对协定、契约、条约总称的词汇,如συνθήκη,σύμβολαν,σύνταζις等,也有专指条约具体条文的名词,如συμμαχία；邦际间订立的条约既有出于商业目的（σύμβολα）,政治目的（ἰσοπολιτεία,συμπολιτεία）,也有出于军事目的；即便出于军事目的所订立的条约,也是各有差异：有结盟的条约（συμμαχία,ἐπιμαχία）,有停战的条约；单就停战缔结的和约,就有暂时的休战和约（διαλλαγή）、因战败而被迫停战的投降条约（ὁμολογία）、严格意义上的和平条约（εἰρήνη）、及因神圣竞技运动会而休战的和平条约（σπονδαί）等.
即便是战争结束后城邦间达成的条约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公元前4世纪初雅典著名演说家安多基德斯（Andocides）对此进行了区分.他说：1
和约和休战协定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和约基于平等条件为解决双方分歧而订立的；而休战协定是征服者在取得战争胜利后强加给被征服者的命令之辞,恰如斯巴达在击败我们（雅典）后强加给我们的休战协定一样,命令我们毁弃长城、放弃舰队、招回被放逐者.
对于和平条约和敕令的差异,伊索克拉底也进行过比较：2
和约是一种对双方都平等而又公平的条文,而敕令则是一种违反正义而使对方处于不利地
位的命令.
演说家们通常以打动和说服观众为目的,因此他们在演说中往往会有意对相关内容夸大或缩小、曲解或附会,难免和事实不尽相符,其真实性值得怀疑.但不可否认,希腊人对于不同类型的条约有着清醒的认识,即和平条约异于休战协定,和平条约是缔约各方在相对公平、平等条件下签订的,如果其中一方实力占据绝对优势,就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和平条约,而只能是休战协定,或者勿宁说是胜者对战败者颁布的敕令.
二、史料及研究视角
要考察该条约是和平条约、休战协定还是和平敕令,当然不能脱离历史现实,而应在分析史料的基础上,将其还原到公元前4世纪前期希腊及波斯的历史背景中.
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政治军事历史研究缺乏完全确信无疑的史料.1在此情况下,就不能不对史料的主要载体,即色诺芬和狄奥多鲁斯作品所传达信息的价值进行正确的分析评价.2众所周知,色诺芬的作品中表现出明显的亲斯巴达倾向,每当事实有利于斯巴达时,他会极力渲染；而对不利于斯巴达的事实一笔带过甚至有意隐瞒；3狄奥多鲁斯是一位史料编撰者而非优秀的史家.运用史料时他比较草率,年代、史实的错误不时发生,芬利在谈及时认为其作品不过是“剪刀加浆糊拼成的一部通史,没有多少价值”.4笔者认为,对于两位史家所提供的材料,我们既不能简单弃之不用,也不能毫无批判地直接引用.作为历史学家,色诺芬的作品绝非完全如芬利所说的那样：“不可信、偏向性强、满是谎言、乏味、不能反映更广阔的问题”.5关于军事史材料,尤其是和斯巴达有关的军事行动,其作品的权威性不容置疑.6尽管狄奥多鲁斯难以称得上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但《历史集成》的价值在于辑录了大量业已失传的古代作家的研究成果,7特别是公元前4世纪的部分史料,更是其他史料无法替代的.因为范围更加广泛,《历史集成》为我们保存和提供了若干色诺芬作品中缺乏的材料,并且可以相互佐证.
研究希波关系不能回避对波斯帝国对外政策的客观评价.但是正如刘易斯讥讽的那样：“对希腊人和希腊史研究者而言,他们想当然地认为除了爱琴海地区的问题外,波斯大王及其下属什么也不去考虑”,8不少研究者曲解波斯帝国统治的重心,认为帝国的对外关系仅需针对希腊诸邦即可.9其实波斯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庞大帝国,对波斯国王而言,爱琴海地区只是远离统治中心、贫穷狭小的弹丸之地,其重要性和苏撒、巴克特里亚、巴比伦、米底不可同日而语,其地位甚至不及兴都库什地区.只有当此地的争端危及帝国全局统治时,如小居鲁士的叛乱,国王才会予以足够重视.公元前4世纪初,不管爱琴海地区的战争多么激烈,对帝国生存而言,其重要性绝不会超过上述地区.有证据表明,即便对主管达斯克里昂和萨尔狄斯二省区总督而言,对希腊的政策也并非他们唯一需要关注的问题,他们还得花大力气来处理安那托利亚地区那些富于反抗精神的民族.10因此研究该问题时,我们应根除上述固有的错误观点,将波斯大王及各省区总督看作是理性的统治者,他们制定对希腊政策时也应以实现帝国全局利益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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