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新、旧党争和理学,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党争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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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和政治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学术的发展往往会受到政治的影响.党争是北宋政治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其对学术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北宋的党争和汉、唐的党争在性质上是不同的,汉、唐的党争多与皇权、外戚和宦官存在关联,北宋党争于此并无关联,而更多是不同文人集团之间的斗争.北宋党争始于仁宗、英宗两朝,自王安石变法,形成了支持新法的新党和反对新法的旧党,使得党争在哲宗之后日益激烈.“宋室朋党之祸,虽极于元祐、绍圣以后,而实滥觞于仁宗、英宗二朝.其开之者,则仁宗时范、吕之争；其张之者,则英宗时之濮议.及神宗时,王安石创行新法,旧党肆行攻击,附和安石者,复逢迎新党,反对旧党,两相排挤,而其祸成矣”.旧党当中,又分为朔党、蜀党、洛党,朔党以司马光为首,蜀党以苏轼为首,洛党以程颐为首.蜀、朔、洛三党虽属于不同党派,但在反对王安石新法的立场上是一致的.新、旧两党之间相互倾轧,斗争甚是激烈,一直延续于北宋之末.新党不仅在政治上施行王安石新法,更在学术上推崇王安石新学,是新学的推行者,例如,蔡京就曾把王安石纳入孔庙配享,在《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中蔡京更被列为新学学者.在新、旧党争的历程中,新党除在哲宗元祐时期没有得势外,在其他时期,均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对旧党予以打击,旧党的学术同时也会受到连带打击.程颐为首的洛党作为旧党之一,其所创的理学更不免受到其影响.
一、“帝王之学”的建构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元祐元年（1086）,蔡確、章惇等新党人士被罢,司马光等旧党人物上台,“闰月庚寅,蔡確罢.以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诏韩维、吕大防、孙永、范纯仁详定役法.壬辰,以吕公著为门下侍郎.丙午,守尚书右丞李清臣为尚书左丞,试礼部尚书吕大防为尚书右丞等辛亥,章惇罢”.同时,程颐得到司马光等人的极力推荐,被任命为崇政殿说书,给年幼的哲宗讲课.
司马光极力推荐程颐是有渊源的.在神宗时期,由于王安石及新党人士执政,司马光等旧党人士被排挤出*,其中很多人集中于洛阳,他们在洛阳多次进行集会,讨论时政、学术.在这些集会当中,就有程颐的父亲程珦,正由于其父亲的存在,程颐得以有广大的交际范围,与司马光等人有往来.程颐的学术正是在此得到了司马光等人的赏识.随着哲宗即位,司马光等人重返政坛,程颐便被举荐为崇政殿说书,从一介布衣成为皇帝师傅.如何对哲宗进行教育,程颐围绕这个问题建构了其“帝王之学”.程颐的“帝王之学”以“修德”、“进学”、“立志”展开.
程颐认为皇帝要“修德”,说：“将欲治人,必先治己.”皇帝必须从自身的道德做起,只有把道德修养完善,才能治理好国家.程颐还认为,皇帝巩固自己的统治,不能凭自己的高位和权力,而是自己的道德,“人君唯道德益高则益尊,若位势则崇高极矣,尊严至矣,不可复加也.过礼则非礼,强尊则不尊”.所以修德是君主当务之急,“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为宗社生灵久长之计,惟是辅养上德而已”.那怎么“修德”呢,程颐认为,首先是正人君之心,“昔者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门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后天下之事可从而理也”.正人君之心,就是端正人君的思想,例如,“闻帝在宫中盥而避蚁,问：‘有是乎?’帝曰：‘有之.’颐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其次要有良好的环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袛应宫人内臣,并选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须质朴,一应华巧奢丽之物,不得至于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于目,浅俗之言不入于耳”.皇帝身边的侍臣要在四十五岁以上,而且都要是厚重小心的人.器具也要质朴,不能使奢侈华丽.总之,皇帝必须在良好环境之中成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
皇帝还要“进学”.程颐说：“臣窃谓自古国家所患,无大于在位者不知学.在位者不知学,则人主不得闻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不闻道,则浅俗之论易入,道义之言难进.人君功德高下,一系于此.”皇帝要认真读书学习,增长见识,否则将不能治理好国家,祸患无穷.程颐对哲宗“进学”的要求非常严格,例如,按照惯例,夏季天气炎热,皇帝是可以罢读的,但在程颐这里却不允许,即使天气炎热,依然要求哲宗读书学习,“伏自四月末间,以暑热罢讲,比至中秋,盖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见儒臣,何其与古人之意异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经时累月不亲儒士”.
皇帝更要“立志”.程颐指出：“所谓立志者,至诚一心,以道自任,以圣人之训为可必信,先王之治为可必行,不狃滞于近规,不迁惑于众口,必期治天下如三代之治.”皇帝必须“立志”,坚信圣人的教训,不拘泥于陈规陋俗,这样方可国家大治,进而达到三代之治.
总之,程颐正是通过“修德”、“进学”、“立志”这套“帝王之学”来教育哲宗,希望哲宗成为他理想中的帝王.对于程颐的教育工作,司马光等旧党人士是满意的,“吕申公、范尧夫入侍经筵,闻先生讲说,退而叹曰：‘真侍讲也.’”
二、传道的使命感
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次年改元绍圣,章惇新党人士再次上台执政,司马光等旧党人士被罢,“甲寅,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蔡確追复右正议大夫.以资政殿学士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范纯仁罢”.“秋七月丁巳,以御史黄履、周秩,谏官张商英言,夺司马光、吕公著赠谥,王严叟赠官,贬吕大防为秘书监等诏：‘大臣朋党,司马光以下各轻重议罚,布告天下.除悉不问,议者亦复勿言’”.随着旧党人士的被罢,程颐也受到牵连,于绍圣四年（1097）被流放涪州.被流放的程颐并没有因困境而无所作为,相反却激起了他传道的使命感,潜心钻研于学术之中.
程颐一直想定六礼,作《五经解》,但之前由于朝廷之事,使这项工作耽搁了,现在居于涪州,摆脱了朝廷政事,便可以潜心于这项任务.“问：‘先生曾定六礼,今已成未?’曰：‘旧日作此,已成七分,后来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则当行之朝廷,不当为私书,既而遭忧,又疾病数年,今始无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闻有《五经解》,已成否?’曰：‘惟《易》须亲撰,诸经则关中诸公分去,以某说撰成之.《礼》之名数,陕西诸公删定,已送与吕与叔.’”定六礼的工作,之前完成了七分,现在程颐打算一二年内完成剩下的部分.关于作《五经解》的任务,《易》由程颐亲自来完成,其他经书则交由关中的弟子分担,《礼》经经过陕西诸公删定,送到了吕大临处.《礼》经等的解释是以程颐的意思为本的,陕西诸公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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