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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西方激进理论“空间转向”的脉络下,正义等概念显著地空间化了.正义的空间性既要注重作为表象的空间分配平等,也要关注生产不正义结果的空间化过程.追寻空间正义就是要培育一种空间敏感性,激发社会运动来消除植根于空间生产实践中的非正义现象,实质上指向的是一种反抗空间霸权的努力.在此语境下,索亚回归本体论的假设以实现空间正义的理论化,并通过城市权概念*,构建形形色色的洛杉矶“劳工—社群—学院”正义行动联盟,从而超越解释学的宿命,迈向一种激进的空间实践.但索亚有关区域、地方以及“移民穷忙族”的话语,表达了他对边缘立场与微观地形的偏好.在确切的意义上,这是在商品和生产之外寻找革命的落脚点,是一种以激进为姿态的撤退与逃离.它喻示着整个西方左派从宏大革命叙事到社群行动主体的退守,边缘解放与微观政治最终替代了作为集体行动的阶级政治.
关键词：空间转向；正义的空间性；城市权；空间正义联盟；边缘；激进化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5-0021-06
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oja）,美国当代著名的后现代地理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都市规划系的教授,早年出版了广为人知的空间三部曲,①重申了批判社会理论的空间视角,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三空间”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后大都市区域进行批判性研究.2010年的新著《寻求空间正义》在确切的意义上,是对以前三部曲的延续和升华.索亚认为,城市转型及其危机如此剧烈,以至于传统都市阐释框架都失效了,因此他构建一种空间正义理论就都市重建的未来展开思考.本文的主要任务在于述评索亚的边缘革命与空间正义等思想及其对批判理论激进化的影响.
一、 空间转向与正义的空间化
“空间正义”不仅是索亚以前文本的逻辑结果,在更大的范围内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密切相关.可以说,“空间正义”是人文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一个积极成果,日益成为社会和政治行动的目标,成为人们进行理论和经验分析的焦点.当然反过来说也是成立的,“空间转向”是对内在于全球化中空间不正义的回应,是空间正义诉求的结果.
所谓“空间转向” ,就是人们开始重视空间视角对于思考社会问题的重要性,它来源于这样的信念：无论在个体还是集体的意义上,人们都是空间性的存在.个人经历的空间性,与时间性和社会性在本质上或本体论上同等重要,在解释功效和行为意义上是相当的.这是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空间生产》文本的核心思想之一.同时代的福柯（Michel Foucault）沿着另一条杰出的思想路线,界定了一种另类的空间性解释方式——“异托邦”（heterotopology）.②福柯声称,所有的地理,从那些产生于他所谓的“居住地的小策略”到全球范围内的地理对抗和冲突,不仅充满了压迫和不正义,而且存在着潜在的解放机会.“异托邦”就是建立在众多基地（site）上的一个个特殊的空间构型与实践,包含着有别于主流秩序的社会关系.[1]
1990 年代以降,在哈维（Did Harvey）、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以及索亚等人的推动下,批判性的空间视角逐渐呈现为总体性、范式性的特征.人们逐渐接受在身体的隐私、“居住地的小策略”到全球地理政治（geopolitics）每一种规模、层次和脉络的社会政治中,空间都是一种强有力的构造力量.如索亚所言,“人类生活的空间性必须从一开始就被理解为一个复杂的社会产物、一个集体创造的有目的的空间构造与空间社会化等人类生活是空间的、时间的、社会的,且同时并交互存在着的真实与想象.”[2]尽管“空间转向”依然处于早期阶段,但足以表明社会、历史和空间视角之间的一种重新平衡已经开始出现,并且更重要的是,许多不同的概念和主题——资本、人权和正义等,都在起因和效果方面显著地空间化了.
索亚认为,尽管到21 世纪初空间和社会正义才有了明确的关联,但“当正义问题从空间视角探讨的时候,其他替代术语早已开始使用,例如地域正义、环境正义、正义的城市化或者社会正义的地理学等.”[2]（5）最早的就是威尔士人戴维斯（Bleddyn Dies）在1968年出版的《社会需要与地方服务的资源》中提出了“地域正义”[2]（81）（territorial justice）概念.其后戴维·哈维在1973年的《社会公正与城市》[3]中将其扩展为“地域再分配正义” ,极大地推动了正义的空间化思考.但在严格意义上,哈维并没有使用空间正义这个术语.③美国学者迪凯克（Mustafa Dikec）在《正义与空间想象》（2001）一文中,率先对空间正义概念做了明确的界定,并提出了“不正义的空间性辩证图式”——“不正义的空间性”（Spatiality of Injustice）与“空间性的不正义”（Injustice of Spatiality）.[4]前者强调从空间视角可以观察和辨别空间中的不正义；后者强调“空间的生产不仅体现了各种形式的不正义,实际上也生产和再生产了不正义” .④
依照迪凯克的空间性辩证法,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空间正义概念——“空间的正义性”与“正义的空间性”.需要注意的是,索亚的“spatial justice”不是“空间中的社会正义”的简单缩写,[5]他主要强调迪凯克的第二个层面,即正义的空间性.如果说在哈维的理论脉络中,空间正义更多地指涉社会正义,强调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理解空间中的社会正义问题,索亚则更多地从地理学与空间维度来辨识与建构正义,即讨论正义问题时在方法论上坚定的空间视角.
与迪凯克一致,索亚把空间性看作是导致不正义的主要结构性因素.这就告诉我们,对于空间正义的研究既要关注表面的空间分配平等问题,又要深入分析空间生产的过程,以及被生产出的空间对社会、经济、政治的意义.换言之,空间正义理念是对空间支配、空间剥夺与压迫的一种批判,它旨在培育一种空间化意识并激励社会运动来抵制根植于空间生产实践中的非正义现象,其实质是指向一种反抗空间霸权的努力.正如哈维指出的,“城市正义的实质是要面对非家长化统治模式的边缘化现象,在边缘化政治中寻求组织,采用调和的方法,解放那些受这种特定形式压抑的人群,要将权力赋予那些受压抑的群体,而不是剥夺他们进入政治权力和表达自己意见的能力；等必须对文化霸权保持敏感,在城市各种项目的设计和共同协调中,努力通过各种方式消除文化霸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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