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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论文参考文献：
人类还须发展出一大情感,以共同思索人类整个的问题.这大情感中,应当包括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本身之敬重与同情,及对于人类之苦难,有一真正的悲悯与恻怛之仁.由此大情感,我们可以想到人类之一切民族文化,都是人之精神生命之表现,其中有人之血与泪,因而人类皆应以孔子作春秋之存亡继绝的精神,来求各民族文化之价值方面保存与发展,由此以为各种文化互相并存,互相欣赏,而互相融合的天下一家之世界之准备.
──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1958①
前言
这题目中的“文学”指“书写文学”（written literature）,包括已被书写下来的口述文学；这里的“原住民”指台湾的原住民族,至于这些原住民族是从中国大陆或南洋迁徙而来,或始终为台湾本土住民,皆不予讨论.因此,此处之“原住民”是相对于四百年来先后移入台湾的汉民族而言.所以,本文所预设的台湾之民族架构属于“原/汉”二元架构,而非时行的“闽/客/外省/原住民”四大族群之架构.因为本文作者认为“原/汉”二元架构才能真正掌握台湾内部的民族问题,也才能有效凸显原住民之民族文化的发展困境,以唤起更多人的注意、关怀.
本文作者为汉族闽南人,长期受汉文化的熏陶,是一名汉文化的热爱者,同时对于当代新儒家将“仁”诠释为“对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本身之敬重与同情”一点深有同感；另一方面,在阅读了台湾史与原住民作家的作品之后,油然生出一种汉族的“原罪”感.在这种心情之下,我虽然有一股拥抱原住民文化的冲动,但仍必须坦承,无论如何努力,本文之观点仍无法超越汉族本位,这一挫折已经不是一个道德情感或道德意志的问题,而是一个知识论的困境.因此本文之目的除了在于叙述原住民在台湾文学中从“被书写的对象”成为“书写的主体”的解放过程；也在于探索汉族本位观点的边界,虽然越出这一边界是不可能的,但我相信愈趋近于这一边界意味着离汉族观点之中心愈远,而较接近于原住民的观点.
一、吾民/土番：
前现代的（premodern）汉人观点
如果说荷兰人在1624年到1662年的在台统治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凌驾于原住民之上,并终于导致原住民的叛离,则1662年台湾原住民和第一个汉族统治者的初遇反而是以反荷同盟的方式开始的.由荷兰长官所写的《巴达维亚城日记》曾记载郑成功攻台时原住民的反应：
台湾之地,一听到郑成功来袭的消息,上下骚然,一时不知所措.先则先住民变成显著反荷.据南部的学校教师等报导：该地居民皆投诚于郑军,等而轻侮向来所受基督教,甚至弃教者、破坏教义书、器具等者,不胜枚举；一旦闻悉郑成功已登陆,竟然杀一荷人,并砍其头,众人则欢叫于其周围,令人有又回复旧来陋习之感.②
对于这一事件的记载,汉文文献中以杨英的《从征实录》最足以和《巴达维亚城日记》等量齐观,因为杨英是郑成功的户官,《从征实录》所载即杨英自1649年（南明永历三年）录任户科之后随郑成功北伐南征的记录,此书自然不会遗漏攻台一役.有关当时台湾原住民的反应,杨英有如是记载：
各近社土番头目,俱来迎附,如新善、开感等里,藩（指郑成功）令厚宴,并赐正副土官袍帽靴带.繇（由）是南北路土社闻风归附者接踵而至,各照例宴赐之.土社悉平,怀服.等藩驾亲临蚊港,相度地势,并观四社土民向背何如.驾过,土民男妇壶浆迎者塞道.藩慰劳之,等.③
从这段文字称原住民首领为“土官”,称其百姓为“土民”,“赐”“袍帽靴带”,并称其响应反荷是“迎附”、“归附”,可见郑成功视原住民为所属官民,“土”字有“当地”、“本地”之意,虽然也有文明程度偏低的涵意,但并无视为蛮夷异类,甚至视为非人之用意.因此一登台郑成功即三令五申：“不许混圈土民及百姓现耕田地.”④谕令中一再把“土民”放在“百姓”（指汉人移民）之前,显示并无以差别待遇统治原住民之意.杨英本人为采购兵粮,常出入各社,颇思提升原住民的农耕技术,为此他曾启奏郑成功,其奏文亦载于《从征实录》,其中有几句话值得注意：
英随藩主十四年许矣,扈从历遍,未有如此处土地膏腴饶沃也.惜乎土民耕种,未得其法,无人教之耳.等以英愚昧,谓宜于归顺各社,每社发农一名,铁犁耙锄各一副,熟牛一头,等聚教群习.彼见其用力少而取效速,耕种易而收获多,谓不欣然效尤,护其旧习之难且劳者,未之有也.书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⑤（黑格子为脱落字）
这段话点出了明郑对原住民的统治重点在于非常实际的农业生产方面,不似荷兰以拯救原住民灵魂的传教工作为统治重点.相对而言,原住民的文化、社会生活方式得到比较多的尊重与比较完整的保存,并且“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话更加显示杨英把原住民视为和汉人一样的“民”,而且主张政权的存在目的是“利民”,此中所包含的自然是儒家的民本思想.《从征实录》就结束于这篇奏文.当郑成功部队不再征讨,而在台湾落地生根,《从征实录》以此奏文作结,极具象征意义.
同样曾为郑成功故吏的阮■锡所撰的《海上见闻录》也和《从征实录》一样被视为明郑历史的可靠史料,书中则称原住民为“土番”,未似杨英视之为“吾民”.虽然杨英作品中的原住民形象相当正面,但是以汉族为统治者、以原住民为被统治者的我族中心之色彩依然无法避免.
明郑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降清,康熙年间所完成的两部有关台湾的重要著作究竟如何呈现原住民很值得探讨.这两本书一本是郁永河的《裨海纪游》,此书是郁永河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来台采硫磺而作,文中记载他自南部北上沿路所见原住民生活情形.另一本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江日升所撰的《台湾外纪》,是一部广采明郑史料,以演义小说形式写成的历史著作,其历史性虽因其文学性而有时受到质疑,但观其自序,仍可看出其写作动机是历史的.⑥其中所反映的原住民形象即使不能完全代表明郑的观点,也足以代表江日升本人,一个康熙年间清廷初领台湾时期汉族知识分子的观点.
结论：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原住民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原住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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