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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论文参考文献：
收稿日期：2016-10-24
作者简介：兰珍莉,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遵义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李森,海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海南省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西南大学博士生导师.（重庆/400715）
*本文系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民国时期大学教学质量监控研究”（SWU1609211）、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课题“中国近现代基础教育历史发展与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深化研究”（14SKB030）的成果之一.
摘 要：人才培养是民国时期大学作为社会子系统的制度化核心功能,契合着当时社会背景下对人才的需求.为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从政府到学校以规范的形式使教学行为制度化,并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做了划分,从而在大学内部架构了一个以教授会、教务处为信息搜集组织,以“校长”、“学长”、“教师”等“关键人物”为调控主体的教学质量监控沟通网络.在合理组织架构之上,教学质量监控发挥了重要功能,保障了民国时期大学教学质量.
关键词：教学质量；教学质量监控；民国；大学
我国高等教育肇始于清末,完善于民国时期,并在民国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我国现阶段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背景下,考察民国时期大学教学质量监控,可以为当下的教学质量的提升和改进提供借鉴.本研究选取教学质量保障的关键环节——教学质量监控为切入点,结合帕森斯提出的社会系统分析的三个层次（价值、制度和集体[1]）和教学质量监控维持基本活动的条件,把民国时期大学教学质量监控的结构对应为：目标、标准和行动.其中行动是民国时期大学内部主体的行动,包含了主体和实践两个部分.
一、契合社会需要的大学教学质量监控目的
1912年民国时期教育部颁布《大学令》,开宗明义：“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2]此后,1917年《修正大学令》、1924年《国立大学校条例令》中的大学教育宗旨均未变更,虽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建立研究所之办法[3],后来许多大学也陆续兴起了研究学术的热潮,但“人才培养”始终是1912年至1928年这一时期大学作为社会子系统由法令规定的唯一具有合法性的功能,研究学术还只是作为助力教学培养人才的一种实践手段,未曾合法化.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9年颁布的《大学组织法》[4]才使研究学术的功能合法化,大学培养目标被表述为“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1948年颁布的《大学法》[5]也延用了此目标.这一时期,大学功能扩大,在前期法定的培养人才目标基础上,增加了研究学术功能,并且用“以”字说明了两个功能之间的关系：以研究学术,促进专门人才的培养.因此,人才培养始终是民国时期大学的核心功能,学术研究的功能是为人才培养服务的.验证一所大学功能的合理性与功能的发挥主要以大学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的契合度为依据.
范静在北京大学二十周纪念会上指出“自甲午败于日本,国人求所以致败之由,乃咸以谓学问不如日本,实为致败之主因”.“庚子之役,联军入京创巨痛深更甚于甲午.于是,办学之主旨亦更确定.各省乃设初等小学、中学、高等学校.”[6]而我国“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中国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意识”[7].因此,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兴学校育人才成为国人的共识,显现在民国时期大学人各司其职的责任担当.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上任之时第一次对学生训话就以“民族自由重于个人自由”[8]为基点,提出了那一时期国立浙江大学所负的历史和时代使命.民国时期的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的基地,其培养的人才质量直接关乎国家命运.因此,民国时期大学以研究学术和人才培养为目标,契合当时社会背景下对人才的需求,从而与时代需求契合.于是,大学培养目标变成了既贯彻国家教育目的又超越学校具体目标的目的自身,内化为大学主体自身的价值观,把培养高质量的应时所需的人才作为教学质量监控的目的.在明确的目标指引下,大学人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共同创造了民国时期大学教学质量的辉煌.
·教育史研究·民国时期大学教学质量监控的结构及功能
二、规范化的大学教学质量监控标准
(一)大学组织结构制度化,形成了科层制的管理模式
民國时期大学教学质量监控标准体现为相关的规范性文件.规范能够为教学质量监控提供可供遵循的行为指导,具备调控冲突和矛盾的功能.为保证人才培养功能的发挥,国家层面以法令的形式对大学的组织架构做了制度设计.《大学令》规定评议会和教授会为管理教学事宜的组织,《修正大学令》规定评议会管理教学事宜,《国立大学校条例令》规定评议会、教务会议、教授会议和董事会分担教学事宜,《大学组织法》规定校务会议和院务会议管理教学事宜,《大学法》规定校务会议、教务会议、院务会议、系务会议管理教学相关事务.《大学令》设评议会和教授会继承和发展了清末大学堂教学质量监控功能,《修正大学令》归为评议会单一组织功能过渡,《国立大学校条例令》调整为评议会、教务会和教授会的功能合理化.虽然《国立大学校条例令》最终未落实,但这一合理结构却存在于教学质量监控实践之中.后期,由于《大学组织法》的教学质量监控权主要集中在校务会议,造成院务会议和学系教务会议的监控功能发生漂移,到1948年《大学法》教学质量监控功能再度复原为校务会、教务会、院务会和系务会的科层制教学质量监控,相类于《国立大学校条例令》的合理结构.整体而言,民国时期大学教学质量监控的职能部门在不断调整,从而使民国时期大学教学质量监控在制度设计方面不断调整组织结构的合理性,使教学质量监控的实践活动合理合法.
学校以国家层面的法令、条例等为依据,架构大学内部的教学和行政机构,并以组织大纲或组织规程等具体规则予以制度化.如蔡元培初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北大内部设评议会对学校重要事项进行统筹管理,各科设立教务处,管理各科的教学事务性工作,各学系设教授会[9],管理本学系的教务事宜.以北京大学《法科教务处办事细则》[10]为例,其规定了教务处应办的事务有：学生的考试、调课及通知、讲义印刷及保存、教员学生上堂下堂事务、登记教员学生缺席请假、排定教室和学生座次等.这一时期北大设有理科、工科、法科和文科,各科下设教务处,各教务处彼此独立,时常由于沟通不畅,难于协调教务.为解决实践难题,“北京大学本科教务处”于1919年4月成立[11],以便沟通各学系教务.教授会和教务处在设置时,区分了学术权利和行政权力,使各组织的责任和权利明晰,便于具体操作.《国立大学校条例令》使这一结构合法化,虽然《大学组织法》中对教务会议的设置只字未提,但从《第一次教育年鉴》中各国立大学的组织结构图（如国立山东大学[12]、吉林大学（省立）[13]等）可以看出,在大学实践中仍以“校务会议——教务会议——学系教授会议”的教学质量监控实践系统为主.《国立大学校条例令》虽然设计了校董会,但立即遭到各学校反对而未能实行.因此,《大学组织法》中取消了校董会在公立大学中的设置,但私立大学中校董会是一直存在的.私立学校的教学质量监控系统主要为“校董会——校务会议——教务会议——学系教授会议”,如大同大学[14]、武昌中华大学[15]、私立金陵大学[16]等.可见,民国时期大学教学质量监控结构已形成了这一时期西方较为盛行的科层制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民国时期大学教学质量的提升.
结论：大学硕士与本科民国时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民国时期方面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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