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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感性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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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俊俏的脸庞,或以搞笑的动作,或以幽默的语气,或以犀利的思想等,借助于网络虚拟世界这个无边无际的平台,任何一个凡俗之躯或者无名之辈都可以在为网民制造乐点、引爆笑点与消除痛点中聚拢和圈起日渐庞大的粉丝,并得到后者近乎狂热地崇拜、模仿与追随,甚至真金白银的赞誉*,由此产生了互联网世界一个全新的群落——“网络红人”.更为重要的是,“网红”在引来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竞相追逐与*的同时,还以其独特的力量撬动了品牌传播的杠杆,构建了极具个性的产品营销渠道,甚至引领与创造着崭新的商业模式.自然,作为社会与商业正能量的载体,人们希望“网路红人”能够走得更远.

商业网红VS社交网红

10多年前,摆出夸张姿势、展露自信面容的芙蓉姐姐的照片被网络拍客上传到水木清华、北大未名和猫扑网站上,迅疾引起网友的强势“围观”,芙蓉姐姐也很快爆红网络.继芙蓉姐姐之后,凤姐、小月月等人相继走入人们的视野,并组成了“网红”1.0的阵容.

与第一代“网红”出现仅仅相隔了不到5年时间,微博大V的兴起将“网红”推送到了2.0的时代.除了郭美美、干露露这些当时最为著名的“网络红人”外,那些主打美色经济的秀场主播们也极尽自己之能事抢占“网红”的风头.不过,伴随着层出不穷的负面事件上演,“网络红人”顺理成章地与低俗媚俗绑定到了一起,“网红”一词也被彻底贬义化,并开始引起大众的不屑与反感.

互联网技术似乎总在演绎着形势比人强的历史.伴随着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直播等更多自媒体平台的出现,“网红”诞生的渠道变得更加畅通起来,除了像“张大奕”、“Papi酱”、“skm破音”等一些著名“网红”外,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大大小小的“网红”人数已突破百万.当然,与以前不是恶搞就是低俗完全不同,3.0的“网红”不仅以青春靓丽的面容出镜,而且洋溢与释放出诙谐幽默的娱乐情调,不少还展现出前卫性的思想锋芒,由此也强力蜕掉了公众投射到“网红”身上的贬义化标签.

由于既能充分利用博客、微博这些前两代“网红”曾经站立的社交平台,更能尽情玩转直播与短视频等更为立体性和互动功能强大的社交工具,任何一个3.0“网红”所彰显出的“吸粉”能力都令其前辈们所望尘莫及.如“Papi酱”聚拢的微博粉丝数高达1200万,其微信公号的浏览量几乎每篇都是“10万+”,视频总播放量超过2.9亿次,平均每集播放量近753万次;张大奕所拥有的微博粉丝数达到了400多万,“天才小熊猫”名下的活跃粉丝为500多万,“同道大叔”的微博粉丝达到了780万,“skm破音”在微博上的粉丝也有108万粉丝关注.为了增强自己对粉丝的黏性和进一步扩大粉丝阵容,许多“网红”每天至少要花两三小时的时间与粉丝进行频繁的互动,甚至通过小规模聚会与部分粉丝建立了朋友的关系.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不少粉丝会主动帮助自己的偶像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传播,其角色不亚于“网红”的后援团和经纪人.由于粉丝们的热捧,不少“网红”走红程度有从一个平台向全网扩散的趋势.

不过,新旧“网红”最大的云泥之别不是在“粉量”的多少上,而是二者存在天壤之别的变现能力.反观“网红”1.0与2.0,他们只是希望通过单纯的“吸粉”来强化自己的存在感或者满足自我出名的*与需求,不少人成名之后除了一些活动和表演外,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变现渠道支持,也就未能实现任何形式的的价值输出.但“网红”3.0完全不同,他们实际成为了名牌包包、鞋子、出国旅游、高档餐厅以及各种各样的奢侈品或网上商铺链接的“代名词”,由此成就了一种全新的产业形态一一网红经济.据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发布的《2016中国电商红人大数据报告》,2016年红人产业产值预估接近580亿人民币,远超2015年中国电影440亿的票房金额.

观察发现,新生代“网红”的变现主要通过微商、广告和*等三种渠道.张大奕的淘宝店“吾欢喜的衣橱”中5000多件商品竟在2秒钟内被“秒光”,所有新品在3天内基本售罄;而在淘宝平台上排名前10的网红店铺年销售额均已过亿.作为“2016年第一网红”,“Papi酱”不仅得到了1200万元的融资,而且首次广告拍卖了2200万的高价;而在社交平台上,“天才小熊猫”和“同道大叔”的对外单条广告报价双双突破了10万元.至于那些直播平台上的“主播”则可以随时收到粉丝们抛来的赏钱,一个单链接下来,每天将过万的真金白银装进自己的口袋也不是难事.统计表明,国内“网红”的月收入多在2万元上上,知名网红一个月可揽收20万甚至100万元.这种结果无疑令至今还在美国吃着水煮青菜的凤姐以及还在苦苦寻求转型的芙蓉姐姐更加自惭形秽.

至此,我们可以给“网红”下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义:即是在网络世界里因为某个事件或者某个行为的有意炒作或者不经意间发生而引来网友群体性关注的红人.依据自身定位与转换结果的差异,那些仅追求刷刷个人存在感并注重自我知名度提升的“网红”为“社交网红”,而那些对外寻求商业变现渠道并侧重经济价值输出的“网红”可称为“商业网红”.由于调性不同,“社交网红”和“商业网红”的生命周期也不一样.昔日名噪一时的“网红”1.0与2.0早已销声匿迹,而接下来的3.0“网红”可能演绎出的现象级结果则值得期待.

正能量VS负作用

就如同“网红”由粉丝的推拥而产生那样,公共舆论投射到了“网红”身上的质疑、谴责甚至谩骂之声也不绝于耳.视“网红”为卖商品的民众不在少数,斥责“网红”是哗众取宠和蓄意炒作的人士也比比皆是,有关“网红”助长社会浮躁之风和误导青年一代价值取向的担忧也屡屡见诸报端.不错,作为新媒体与互联网文化的产物,“网红”的确会带有很多的瑕疵,甚至如果不加引导还会从某一个角度对特定群体形成错误性诱导和危害性侵蚀,譬如靠脸就可混饭吃,包装就可赚大钱等等.但全面客观地评价,“网红”不仅有出现的必然,而且其存在还有着一定的社会学与经济学意义.

“网红”们普遍性特征就是草根,成名之前既不是明星,更不是名流,而是名不经传的寻常百姓,其中很多人还是边缘化的个体.除非撞上狗屎大运,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走红”机会的.不错,类似于《超女选秀》和《星光大道》等大型造星平台为草根们开辟出了一条抵达成功甚至成名的通道,但这种完全中心化的造星方式也只能是少数幸运者的游戏.当然,一些人也可践行明星的成长之路,可成为明星所需要的经纪公司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巨额打造成本与关系疏通成本却不是任意一个普通家庭所能承受的.但是,互联网在摧毁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时空壁垒的同时,也颠覆了传统的造星规则,人们可以不再通过某种特定的关系或者聚拢在独木桥式的传统媒体平台之上寻找出位成名的可能,而是借助更为广阔的社交平台和自媒体阵地展示与张扬自我,直至完成从草根到“网红”的华丽蜕变.这种结果表面上看来是社会的成名机制去中心化和去关系化的裂变,但背后折射出的是普通百姓成长与成功门槛的降低以及社会对个人赋能的高度认可,破除和粉粹的是显贵与特权阶层对稀缺岗位与职务资源的垄断占有根基,并冲击与荡涤着许多人认可但又并不光彩的成名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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