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西方来华外交官夫人的中国观感,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外交官夫人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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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的中国形象伴随着中西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改变,“他者的意象”往往难免“在他自己的心灵中重新思想它们”的思想史痕迹,对中国的“美化”和“丑化”既有其客观观感,也有其主观臆测.晚清西方来华外交官夫人的中国观感无疑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重要构成部分,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群体进行研究是区别于传统个案研究的新路径和新尝试.晚清西方来华女性不同的社会身份、政治背景、个人经历及其教育程度等,使得她们的对华观感异彩纷呈.通过探究晚清西方来华外交官夫人的中国观感,不仅可以厘清西方晚清来华男女关于中国观感的差异、归纳出西方来华女性群体中观感的差异,而且西方来华外交官夫人的中国观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并丰富了西方的中国形象,对西方外交政策的执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谱写了独特的篇章,对今天正确认识和处理中西关系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晚清 中西关系 西方的中国形象 西方来华女性 外交官夫人
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5）04-87-92
晚清,中国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过程中被动地融入当时的世界体系,伴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来的还有日益“东渐”的“西学”,这些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来华西人主要由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员等组成,他们打量这块古老而陌生的国度,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等文字著述.在晚清来华西人中,西方来华女性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不仅在其中占较大的比例,而且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个性,使得她们的对华观感既有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共性特征,又有区别于整个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个性特征.
当时,晚清来华的外交官夫人曾自行形成一个团体.又因这些外交官夫人在晚清来华妇女中处于较高等的地位,相对于漂洋过海且社会地位不高的西方商子、女旅行家来说,晚清来华外交官以及其夫人在中国享受到了中国上层官僚极好的待遇,此外,外交官夫人的家庭背景、文化教育水平及交际圈多优于其他来华妇女,所以外交官夫人的著作也自有其特点,值得将其单独研究.应该看到,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晚清西方来华外交官夫人以其女性独特的视角以及社会地位捕捉晚清社会的方方面面,故它们不仅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份,而且也是晚清“大变局”的历史见证.
对晚清西方来华女性特别是外交官夫人的中国观感进行研究,学界鲜有涉及,偶有涉猎者也多就某个具体的西方来华女性或其著述进行一般性的介绍与评述,未将其从总体上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来进行研究,因而,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1〕根据这些晚清来华外交官夫人的信札、游记、回忆录等著述,对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中国观感进行初步的探讨,分析其中国观感的特征,厘清晚清西方来华外交官夫人的中国观感和西方的中国形象之关系,并试图揭示其中国观感对西方以及中国的影响,相应的,我们也可以从中窥视到西方国家对晚清的外交政策执行情况.
一、晚清西方外交官夫人的来华开端
清代初、中期,清政府为减少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曾制定一系列法规,严厉禁止西方商人携女眷来华.随着中西力量对比西方力量逐渐显示优势之时,清政府对这些条例的执行逐渐松动.《南京条约》谈判期间,英方谈判代表璞鼎查曾将此作为重要问题与清政府进行交涉,条约第二款明确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2〕使原先的禁令难以持续.此后《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亦作出类似规定,但后两个条约中准许他们在通商口岸建造“礼拜堂”的规定,将此前《南京条约》中的“家眷”范围进行了扩展和延伸,使西方的女传教士和修女们也可以来中国.之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被迫开放的沿海和内陆城市越来越多,西方来华女性日益增多,她们大批进至中国的城市生活和居住,个别女性还进入城市周边的乡村并开始与中国人进行接触,西方妇女大规模来华的状况已成事实.〔3〕
外交官夫人相比晚清来华妇女中的女传教士等群体来华稍迟一些.第二次战争中,英国公使以“开战入京”的条件威胁中国签订《天津条约》.其中规定：“大清皇帝、大英君主意存睦好不绝,约定照各大邦和好常规,亦可任意交派秉权大员,分诣大清、大英两国京师.”明确规定英国公使及其眷属可在京城长期居住或随时往来.随后的《北京条约》肯定了《天津条约》的内容,西方国家的公使开始陆续来到北京.在签订《天津条约》以前,虽有西方使节来访,但是由于无法在中国常驻,所以这些早期出使的使者们基本上都没有携带家眷.是产生于第二次战争期间的《天津条约》使得西方更易执行其外交政策,开始派出职业外交官并允许携带家眷常驻.
各国外交官家眷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的妻子萨拉·康格（Sarah Pike Conger）、德国驻华公使海靖的妻子伊丽莎白·冯·海靖（Elisabeth von Heyking）、英国公使休·福冉瑟的妻子玛丽·福冉瑟（Mary Crawford Fraser）、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乔治·马嘎特尼的妻子凯瑟琳·马嘎特尼（Lady Macartney）,奥地利公使讷色恩夫人（Paula von Rosthorn）.其中,1898-1904年,康格夫人随丈夫出使中国,在北京生活了七年,亲自经历了“庚子之变”中的使馆被围.她与美国国内亲友书信后被辑为《北京信札——特别是关于慈禧太后和中国妇女》,其收录了康格夫人写给亲朋好友的八十封书信,她眼中所看到的和用照片记录下来的北京风貌,往往是同时代来华者所看不到和无法记录的.而尤其难得的是,康格夫人较其他驻华公使来讲,始终抱有非一般的同情与理解.海靖夫人出生于普鲁士王国的一个贵族家庭,其丈夫埃德勒曾是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二人感情破裂后她和埃德勒的学友海靖男爵一见钟情,欲与海德勒离婚遭拒,海德勒自杀后,她不顾家庭和世俗的偏见坚决和海靖结合,此后和海靖一起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驻外生活.1896年到达中国,1899年离开中国,其所著《德国公使夫人日记》中记述了海靖夫妇在中国的见闻和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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