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起义开创中国党内政治生活的新道路,此文是一篇秋收起义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秋收起义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1927年9月,领导的秋收起义开辟出“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国革命新道路,也开创出中国党内政治生活的新道路,即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开展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而最终逐步改变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教条和宗派式的党内政治生活方式.两条道路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两者都是秋收起义不朽的历史功绩.
关键词：中国；；秋收起义；党内政治生活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2160（2018）01-0092-06
一、盲目坚持“走俄国人的路”的党内政治生活长期以来成为“左”倾错误路线统治全党的思想堡垒
从1921年7月中国的创建到1942年9月（政治局“九月会议”）二十余年时间,党内政治生活的道路,始终是盲目采取“走俄国人的路”的方式.它有两个思想理论基石：一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而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是先进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二是年轻的中国人建党时期处于“思想理论准备不足”的状况,[1]又无暇思考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又有两个组织服从关系：一是党的“二大”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以后,[2]67共产国际开始直接地不断深入地干涉党内政治生活的内涵；二是一大批留学苏俄熟悉十月革命理论体系的同志相继成为的高中层领导.还有两个心理情感基石：一是几千年来的封建宗法家族思想难以避免地成为党的领导方式之一；二是似汪洋大海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唯书”、“唯上”的思维成为下级服从上级的心理基础.因此,党内政治生活长期以来处于绝对服从共产国际、照抄照搬苏联革命经验、压制不同意见、打击排除异己的状况之中,从而产生两大难以克服的历史弊端.
其一,党内高层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时游移不定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宣言根据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一文的思想,开始分析近代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提出党在革命时期的奋斗目标：即“消除内乱,打到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2]115究竟如何实现党的奋斗目标?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关于中国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要求中国同意孙中山提出的国共两党实施“党内合作”的方式,但要保持自己的政治面貌,集中力量搞工人运动,同时要避免同国民革命运动发生冲突.[2]577同年5月,执委会又给的“三大”发出指示：党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革命,应当力求实现工农联盟和开展土地革命而实现反帝战线.这个革命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政党.党要不断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2]586-587上述两个相矛盾的指示促使党内高层对“党内合作”的方针发生争议,最终在同意“党内合作”方针的基础之上,相继提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天然领导权）、工农联盟、武装斗争等原则和方法,但始终缺乏一个实践视角将其连为一体.
于1927年3月向所写《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一文,以“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中心问题”[3]37为指向,提出党要学会领导农动,通过建立农民政权、农民武装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来使几千万农民群众成为国民革命的主力军.[4]13但因违背马克思列宁有关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依靠农民的结论、[5,6]以及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革命必须取得国民党同意的指示,[2]586-587而不为接受,从而失去一个将上述理论连为一体的实践视角.陈独秀提出“二次革命论”的观点,既与马列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农民阶级不能成为革命的依靠力量）和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有关,亦是十月革命道路的固化思维,即俄国1915年的“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然后再搞无产阶级领导的1917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次革命论”的妥协观点,尽管受到党内高层的多次批评,但因当时党内理论水平所限,也难以讲清党的领导与农动的关系,只是按照列宁的观点而强调中国无产阶级可以承担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为推卸历史责任,以陈独秀担任党的领导人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的体现,并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中国革命已经到“第三时期”,即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开始进行革命并直接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时期,[7]601使“走俄国人的路”更为直接地提上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也使党内政治生活更为直接地支撑“左”倾急躁盲动思想.
“八七会议”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具有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結合的明确指向,是对大革命失败之经验教训的总结.但是,“八七会议”规定各地武装的目的,是攻打和占领附近的中心城市,而非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而开展土地革命的目的,也是组织分得土地的农民武装攻打附近城镇或城市,而非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因为,“单是农民而没有的城市做他的中心和指导者,便不能团结集中而形成伟大的胜利的革命权力”,即不能实现由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条件.[7]639而到“立三路线”统治全党的时期,更是命令各地已经建立根据地的红军攻打附近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革命胜利”,便立即由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8]博古、李德领导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亦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战略,坚持“两个政权生死决战”指导思想,而不准丧失“一寸国土”,有着“十月革命”之城市保卫战的性质.王明更是批评李立三是右倾,而全盘照抄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提出反帝反封建和反资产阶级的“一次革命论”.上述状况说明党内政治生活所承担的政治建设和理论建设的任务,基本上就是照抄照搬共产国际的有关指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若干现成结论,从而形成错误的政治路线（一次革命论）和军事路线（硬打硬拼）,严重地束缚着党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的问题.
其二,党内政治生活长期采取教条和宗派的活动方式而危害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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