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香港音乐话语的反思,此文是一篇话语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话语论文参考文献：
“话语”一词,在近年的学术刊物是常见的用语,不过,在音乐领域的学术论述却不常见.李诗原1999年完成的文稿《文化转型时期的批评话语——中国新音乐批评导论》应该是先驱.但是,这篇文稿当时并未出版,其中一章《当代音乐批评中后殖民话语评析》亦是在十年后才在《黄钟》发表.而2012年出版,由王耀华所写、题为《构建中国人的传统音乐话语体系》的论文,亦是少有的一个例子.但是,以上两篇论文,对“话语”的本质、概念及其起源并未提及,也没有论及“话语”本身和权力的紧密关系.本文有意为这两方面的话题在此作补充.
“话语”一词,翻译自英文的“discourse”,源于语言学,原意指一般口头和书写的沟通.但当我们对沟通的产物,即“discourse”提出疑问,如去探究其所讨论的对象、所定下的规范、所产生的社会功效及其如何达成、维持其存在和延续的价值等,“discourse”的意思便已超越一般口头和书写的沟通.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其研究和著作中,透过剖释“话语”和语言有关的整个知识体系和权力关系而为“话语”下了新的定义.福柯指出：“话语,即说话本身,无论我们用的字词、我们引用他人所用的字词,就算这些字词已是其他人所理解和接纳的,就算这只不过是一个回应,说话本身便是一种力量.话语之力量,并非表层的刻画,而是有实质的成效.”因此,“Discourse是手段,可以以此去征服、引发事件的发生,也可以促成决定、产生战争、达成胜利.”正因如此,“话语”在不知不觉间成为权力的处方,当权者以此操控被统治者.
“Discourse”的理论被引进中文的语境,在中国大陆翻译成“话语”,在香港多被译成“论述”.在字面上,两者的意思略有不同；“论述”多泛指比较大型严肃的书写,而“话语”则可以指任何性质的书写.福柯的“话语”理论,影响深远,致使各学术领域的研究者更能理解到语言、知识、权力、政治及社会形态之间的互动.受福柯的启发,笔者对香港音乐的话语产生兴趣,把已出版的有关香港音乐研究的成果视为香港音乐的话语.与此同时,也对香港音乐的话语提出以下的疑问：香港的音乐在短短的历史发展中有哪些话语?香港音乐的话语又有什么重大的课题?这些话语由谁来写又是为谁而写?本人希望透过话语和权力关系的理论,去解读两本有关香港音乐书籍的话语特征：朱瑞冰主编的《香港音乐发展概论》和梁茂春所著的《香港作曲家：三十至九十年代》,再而探讨有关书写香港音乐历史这一项重大的话语所面对的挑战.依笔者之见,对话语的认识,有助我们理解和解构各种和音乐有关的话语及其和权力的关系,使我们更能理解话语的深层意义.
从殖民到后殖民
任何有关香港的话语,和香港的殖民历史不可分割.香港位于珠江口东部,六千多年前已有先民在此居住,以捕鱼为生.一直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以中原文化为主导.直至1842年,中英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港岛割让英国,开始香港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统治.香港开埠时,人数只有数千,到了20世纪初,人口也只有三十万.一直以来,香港是一个过渡城市,移民人口和外籍劳工占人口颇高的比例.新移民因过客心态而产生的“游离身份”,深深影响香港的文化.不过,和其他殖民城市不同,香港在殖民统治前并没有明确和丰厚的历史,所以1997年后,不能也不须回归到因被殖民而遭切断的历史.再且,香港是英国殖民统治的一个极成功的例子,在这百年间,香港由小渔村发展成为国际大都会,引证了安东尼·金（Anthony King）所提出的“殖民城市可被视为现代资本主义城市的先驱”之说.香港回归前已达至的经济及制度上的现代化,使香港在后殖民阶段和其他后殖民城市的经历有所出入.如香港的殖民地历史,不以成功争取独立的形态出现,而是以回归母体为依归.自20世纪70年代始,香港已孕育出一套有其特质的本土文化形态,尤其在大众文化的领域,如电影、电视、流行曲、漫画等.1997年回归后,尽管在政治上,香港实行高度自治,一国两制及港人治港,但在文化上,港人无可避免地要开始思考和母体的关系,特区政府也从多方面鼓励港人加强和母体的联系,如中小学学生学唱国歌、课程加入爱国教育等,都是融入祖国文化的一小步.
香港音乐的“无语”和“话语”的建立
有关香港音乐的话语,亦和“回归”这历史分水岭有着紧密的关系.以“香港音乐”为题的书写,在1997年前出版的,寥寥无几.其中只有1990年出版的“古今香港系列”中由黄志华著作的《粤语流行曲四十年》,再有1994年出版,由鲁金著作的《粤曲歌坛话沧桑》,但二者都没有开宗名义地打着“香港音乐”的“话题”.
1997年前香港音乐话语的欠缺,和港人缺乏身份意识和其过客心态不无关系.港英政府对香港的管治,经济挂帅,大力推动经济发展,却只予港人有限的政治参与且不鼓励本土文化的建立,以财富增长和生活改善去减低殖民者和被殖者之间的矛盾.不难想象,当时的政府并不鼓励港人拥有“话语”的权利,更不会提倡带有浓烈身份意识和本土色彩的“话语”,以确保其管治的声威.而港英政府的教育政策,亦以推动经贸发展为主.作为过客的港人,当然也犯不着为其过境之地的音乐文化著书立说.名作家徐吁对香港早年文学不发达的原因的解释,套之于有关音乐的书写,亦为正确：
一个地方如果有文化,起码要有“属民”才行.住在香港的人,大家都是暂住性质,流动性很大,没有人当它是永久居留地,做生意的人,眼睛只看五年,年轻学生毕了业有地方去的都走了,这种情况之下,很难产生文化.
60年代末期,是香港文化发展的一个转捩点.“67”后,港英政府改变其管治的手法,开始在社会文化建设方面投放资源.而随着土生土长的“50后”在70年始投入社会,到80年代香港的经济起飞,及至1982年开始的中英政府就香港问题的谈判,都促成了港人对身份的自觉.到了90年代,面对回归所引发的不安及正在消失的殖民文化,港人对本土文化产生了前所没有的兴趣,继而引发起一股出版的热潮,音乐方面也不例外.
结论：适合话语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话语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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