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隐忧和儒家道德学说体系之重构,此文是一篇现代性隐忧论文范文,为你的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现代性隐忧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现代性隐忧”在当代中国社会引发出一些道德难题.功利与价值关系的矛盾,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失衡,公平与平等关系间的不协调以及国人道德观中出现的“异化”,对社会经济发展与主体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依据儒家道德学说对“现代性隐忧”进行化解,存在较大可能性.但传统与现实间的张力又促使儒家道德学说必须进行体系重建.重新诠释道德范畴内涵,将“德得相通”原理与和谐社会建立相联系,在新的意义层面托举“内圣外王”,显然是体系重建中一个较佳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 现代性；儒学；道德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1-0089-06
除去“现代性”所附着的西方理念外衣,纯然从它所指称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实存要素来理解,其本质强调的是科学、与个性张扬.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发展的深层阶段,诸多“现代性”特质元素不断在人们身边涌现出来：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深入人心,政治意识为时代所强化,多元文化共享成为可能.然而,当国人尽享“现代性”硕果的同时,一股“隐忧”亦悄悄袭来.按西方社群主义学者查尔斯·泰勒的界定,“现代性隐忧”表现为个人利益至上、工具理性猖獗、生活的真正价值被遮蔽.[1]简言之,*道德失去了社会中原有的存在意义.中国社会呼唤与“现代性”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到来,期待以新的道德规范约束“现代性”负效应的发展.从传统儒家学说中开辟崭新道德哲学进路,以德性理路对“现代性”扬长避短,显然是一个较佳的选择.
一、现代性语境中的中国社会道德难题
市场经济的到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刻而悠远的,经济*问题史无前例地成为人们关心的道德主题.众所周知,作为经济体制的市场经济在中国真正的运行时间仅有三十余年,它与中国社会*思想的整合仍在紧张地进行之中.市场经济为国人带来高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但在经济与*两种不同类型价值追求的张力对抗中,一些道德难题也应运而生.首先,功利与价值的关系出现矛盾.在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中,人们已深切地感受到世俗性功利化需要的效用与意义,认可了其价值所在.然而,人们又痛苦地感受到在“物化”的世界中,精神生活中价值领地的萎缩.功利与价值之间似乎形成了悖论,永无止境的功利追求与天然纯真的价值信仰总是以矛盾的形态出现.三百年前,亚当·斯密在创建经济学曾提出“斯密问题”,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基于人性善的假设,把利他主义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而在《国富论》中,又以“人性恶”为假设,将功利追求作为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如今,“斯密问题”所揭示的现代经济生活与*生活之间的内在紧张,正在中国社会中日益明显地表露出来.
其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难以均衡.市场经济中,到底是“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是一个不容易决断的问题.公平意味着机会的平等,但绝不是平均主义；效率是高产出的投入,但产出的东西必须为社会所需.所谓的“按效益分配”一度被认为是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最优,但实践证明这样的分配原则其实是具有自身缺陷的,因为它极易忽视非物质利益因素在人们收入提高中的作用.过于重视公平,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效率的提升,人们在反对机会不均等,反对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同时,必然会牺牲特定的效率,已是不争的事实.过于重视效率,亦会在某些范围损坏公平,它凸显了个人禀赋与主观努力的重要性,但也意味着可能将自然界中“物竞天择”法则引入人类社会.
需要肯定的是,市场经济有其道德维度.人们在充分、高效地配置社会资源,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同时,也需要为确保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建立一套公平合理的市场机制.简言之,即价值效率与合理分配、利益同享成为其内在本然的道德性质.不过由于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未能将经济与道德关系契合彻底润滑,故“双刃剑”的特质仍然明显：它在充分激活效率,创造出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却难以凭借市场自身调解机制实现社会分配的公平合理,在某种情况下还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社会不公.
最后,公平与平等的关系出现不协调.站在*的视域中,公平是“公”之“平”,是在整体社会秩序稳定前提下,个人所得与其地位的相称；平等则是以个体为位,以天赋权利的姿态呈现,是对个体利益的主张.公平与平等自身并不对等,尤其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生活运作中,人们日益感受到,我们所面对的机制是平等的,但前提和最终结果却是不平等的.平等是因为“合理”,而不平等则因为不“合情”.进一步讲,“合理”是平等,而“合情”则是公平.从本质上讲,当前公平与平等间的不协调,是*与经济、经济与政治,以及*自身的不同价值取向共同造成的.
在经济与*的矛盾对抗中,国人的道德观也发生了“异化”.客观的非个人的普遍道德标准逐渐丧失.我们发现绝对的道德权威似乎在社会中不存在了,商业所带来的贪图金钱与享受,腐化了人们的心灵,所谓的价值判断更多来自个体的偏爱或好恶.一种强烈的重物质主义、唯科技主义和自我主义的倾向正在生成,道德的价值受到蒙蔽,能够辨识善恶的道德明辨力开始模糊.更为严重的是,规则代替德性成为社会道德生活的中心.人们不再关心“人如何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的问题,转而关注于“我应当如何遵守道德规则”.社会秩序的观念被游戏的法则所取代,只要遵守大家共同认可的法则,人就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社会化的人.从一定意义上说,道德由此成为了一门技术.然而我们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一个懂规则的人一定会运用好这些规则吗?
道德是一门关于人生幸福的学问,它所建立的应是一个神圣的世界,要解决的是世俗世界的难题.但当它被简化为规则的时候,当它的原则与规范被普遍化、抽象化、程序化和技术化的时候,其美德意义也就随之不在了.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增长,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资料而每日奔波.经济利益最大化及与之对应的普遍功利主义和普遍规范*理念流行开来.“最大化”既含有实质性价值的量化扩张,又包括形式化价值观念的普遍规范取向.由此在实质性价值取向与形式化价值观念之间,呈现出一种矛盾与对立：前者要求的是“最大化”,后者要求的却是“最低限度的普遍化”.这种“最低限度的普遍化”的规范道德着眼于现代社会的道德生活实际,为了寻求一种社会公共可行的普遍规范*,力图尽可能地规避现代社会文化多元的差异,尽可能地扩张自身的适用范围.于是,我们为什么需要道德,文明为什么要造就道德,生活的真谛是什么等问题的回答,便渐渐不清晰了.国人在追求生活“现代性”的过程中,工具理性思维观念得以盛行,利益获取与道德建设间的关系冲突成为社会文化中不易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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