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礼治传统和基督教的法治传统之比较,关于免费礼治传统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礼治传统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礼治传统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礼治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封建社会治理国家的重要方略,也是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文化基石.相比于儒家,基督教经过西方封建社会历史的不断嬗变,彰显出较为深厚的法治色彩.从中西文化对勘视域中将儒家的礼治传统与基督教的法治传统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两者具有旗帜鲜明的价值分野,主要体现在自律与他律,差级与平等,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集权与限权四个方面.新的时代,仍然需要加强对相关理论的研究和探索.
关键词：礼治；法治；宗法；圣经；道德教化；教皇革命
中图分类号：B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7）01-0101-06
纵观中西封建社会文化的发展脉络,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是一个以“礼治”来维系的社会,而以基督教为主导的西方封建社会主要依靠“法治”来实现国家的治理.国内学者王亚南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维持,而是靠宗法,靠纲常礼法来维持[1].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认为：基督教具有浓厚的法治传统,西方社会的发展浸润了基督教深刻的影响.所以梁漱溟归纳总结说：“西洋走宗教法律之路,中国走道德礼俗之路”.[2]可见,中西方走上了泾渭分明的不同道路.如果对儒家的礼治传统与基督教的法治传统进行比较研究,应该首先对两者的嬗变历程与历史流变抽丝剥茧,进行系统剖析.
一、儒家礼治传统的嬗变历程
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礼治”的基础.周公鉴于取代商朝后复杂的政治状况,通过制礼作乐,将以前纷乱繁杂的礼加工、整理、补充,使之规范化、制度化,成为具有系统性的一整套规范体系.具有重要影响的是周公“引德入礼”,将道德观念注入礼的范畴,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理念,用“德”来沟通天命,使“德”成为评判是非的准绳和圭臬.通过制礼作乐,周公将“礼”转化为维护分封制、等级性和宗法等级制的周礼,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基调,为后世儒家正式提出“礼治”培育了思想的土壤.
“礼治”的开创者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春秋末年,周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臣弑君、子杀父的现象屡出不断.面对“礼崩乐坏”的严峻形势,孔子锲而不舍地提倡“正名”的思想,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论语·子路》）.“正名”是维护周礼所规定的尊卑有序、上下有别的宗法等级制度,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各守其责.在“正名”的同时,孔子也“纳礼入仁”,提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仁”与“礼”是两个相辅相成、相互贯通的概念,仁是礼的精神实质,“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礼是仁的外在表现,遵守“礼”的规范是“仁”在社会行动方面的表现,“礼”成为走向“仁”之理想境界的桥梁.
在孔子之后,荀子“摄法入礼”,進一步发展了儒家的“礼治”思想.荀子生活在战国末期,当时兼并战争愈加惨烈,统一之势逐渐明朗.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如果任人性恶发展下去,就会出现争权夺利、相互残杀的状况.为此就需要“礼”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荀子在重视“礼”的作用时,也把“法”摄入“礼”的范畴,把“礼”和“法”都看作是治国的基础和起点,两者相互补充,只有礼法互补才能使天下大治.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在荀子看来,“礼”是“法”的纲领和准则,“法”是根据“礼”的原则并为维护“礼”而制定的,二者互相依存.荀子“礼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尊崇君权.认为“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荀子·富国》）,势在独尊,“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荀子·儒效》）,宣称“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荀子·致士》）.
综上所述,儒家的“礼治”思想由周公开启,由孔子奠定基础,由荀子走向成熟,可以说“礼治”在荀子身上逐渐走向专制.谭嗣同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國两千年之专制,皆荀学也.”[3]后来,董仲舒“独尊儒术”,使儒家“礼治”思想得到进一步推崇和发展,逐渐演化为中国封建社会至高无上的行为规范.作为儒家“礼治”理论的渊薮,《仪礼》《周礼》与《礼记》先后被奉为官学.其中,《礼记·王制》将礼分为“冠、昏、丧、祭、乡、相见”六类；《礼记·婚义》将“礼”分为“冠、昏、丧、祭、朝、聘、射、乡”八类；《大戴礼记·本命》将“礼”分为“冠、昏、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九类.可见,“礼”的类别繁多,可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不过由于《周礼》在汉代取得了权威地位,《周礼·春官·大宗伯》将“礼”坐实为“吉、凶、军、宾、嘉”五礼,“五礼划分法”逐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后世修订礼典,基本都以“吉、凶、军、宾、嘉”为纲,如北宋的《政和五礼新仪》,明朝的《明会典》和清代的《大清会典》[4] .所以说唐宋元明清以来,对“礼治”仅仅是修剪其枝叶,未动摇其根本.一言以蔽之,“礼治”在先秦和两汉便奠定了其基本格局.
二、基督教法治传统的历史流变
（一）《圣经》与基督教法治的萌芽
《圣经》包括《新约》和《旧约》两部分,是基督教最基本的经典文献.《圣经》具有浓厚宗教色彩,也彰显出一定的法律思想.伯尔曼说：“事实上,在有的社会,法律,即《摩西五经》,就是宗教.”[5] 梁漱溟也说：“宗教自来为集团形成之本,而集团内部组织秩序之厘定,即是法律.所以宗教与法律是相连的”[2].
在某种程度上,《圣经》本身就是契约,即上帝耶和华与人之间的契约.在旧约时代,上帝与人立下的契约,分别是亚当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与摩西之约.因为亚当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毁坏了与上帝的契约,从而划定了神、人之间的界限,人从而被逐出伊甸园,背负了原罪的重负.其后的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与摩西之约则是人犯罪之后与上帝所立下的契约,这三个约分别以“彩虹”“割礼”与“十诫”为标志重新为人确立基本的道德行为准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十诫”.在上帝的眷顾与指引下,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摆脱埃及人的统治,即将抵达“流着奶和蜜的地方”——迦南美地.在西奈山上,上帝与摩西立约,这就是著名的“摩西十诫”.“摩西十诫”对以色列民族的信仰、民事与刑事等各个方面都有涵摄,因而成为以色列民族行为规范的总纲,对后世基督教崇尚法律的观念可谓影响深远.可见,基督教把契约与上帝紧密联系起来,契约在某种程度上说具有神圣性,从而推动了契约精神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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