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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舟是西部小说家里的“新八骏”之一,除了《春秋误》是借用了历史题材的躯壳来书写,其他所有的小说都在言说书写着当下和现实的故事.像福斯特所说的那样,小说的人物和情节总是在纠缠着,“进行着两败俱伤的战斗”a,弋舟小说世界的人物明显是和情节较着劲：刘晓东（《等深》、《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尽头》）,马领（《跛足之年》）,郭氏父子（《蝌蚪》）,阿莫（《凡心已炽》）,金枝（《金枝夫人》）,虞搏、姬武和逗号（《年轻人》）,汤瑾（《被赞美》）,这一系列人物占据着小说的主体视野,围绕着他们,故事和情节才会得以慢慢绽开.因为这些人物的性质不仅是“根据小说家对别人和对自己的推测而定”b的,而且是作者自己“依仗生命本身的蹉跎之感”,虚拟地给出自己的一个来路和一个归途c.
在弋舟的小说世界里,绝大部分故事的主角都是男性;在他的长篇小说和短篇故事里,男性人物形象的设置形成了相似固定的程式：一对主角男性形象,他们是父子关系,同窗朋友伙伴,和之配搭,有时还会有一两个男性配角人物,作为主角的映衬和补足.当我们掀开这一组组男性人物之间关系的披风,确是可以看见和领悟到作者对于这些男性人物形象所赋予的真诚用意：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作者探询“自我”的不同维度的依据,并由此来建构具有主体性的理想“自我”.在康德看来,我们期待的主体性不是相对于经验客体而存在的经验主体,而是具有永恒自在的价值独立性的精神主体.真正的主体性体现在主体的内在自我完善上,体现在人的精神自由是否得到了完整的实现上d.人物的塑造源自于对“自我”的探询和建构是弋舟小说世界显明的特质,作者希冀让“自我”获得真正的主体性笔直地挺立起来.《跛足之年》是弋舟一部准自传的长篇小说作品,男主角马领强烈地意识到现实里自我的混沌和存在的困境,但是最终皈依无门的灵魂被庸常里穿行的躯体裹挟着茫然前行.长篇小说《蝌蚪》里,男主人公郭卡被裹挟进红尘里的爱恨情仇之后的“自我”依然是躲避喘息的姿态.《我们的底牌》堪称弋舟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主人公“我”（曲兆寿）真的非常想站着“挺立”起来前行,但是在成就经验主体的途中还是弃甲卸盔,显出癫痫病患般的生命本相才能混世生存下去.以刘晓东为主人公的三部系列中篇小说在2014年出版发行,小说依然坚守着对于“自我”的书写和探寻,但理想的“自我”建构依然没有顺畅地完成.在环抱短刃上路的少年响亮郑重的“古风”面前自惭形秽（《等深》）;在挣扎于黑夜和罪恶之中的年轻女子徐果面前（《而黑夜将至》）“用几乎令自己心碎的力气竭力抵抗着内心的羞耻”;在《所有路的尽头》里,作者将对于生命个体的“自我”观照转向了一类人和一代人的自我寻找,但结果是“我们这一代人溃败了”（见《等深》）.在弋舟的小说世界里,我们感受到作者始终孜孜以求于为自我的灵魂找到一种自由之境,但是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主体完善自我之后挺立起来的男子汉形象呢?在马领们貌似特立独行的决绝举动背后,那并非凭依价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主体性而架构起来的生命姿态让人存疑,由此还可以窥见年轻的男性主人公心智的不健全和精神的脆弱;在刘晓东们幻灭的生命旅程里,那灰色平庸的人生和残酷的时代正面的相遇,终究无法凝聚和成就自我主体的生命能量,甚或沉淀为自我毁灭的炭火.年轻的马领和郭卡,到中年的刘晓东这一系列主人公形象,犹如友人眼中的弋舟一样,“迷惘又自知”e,他们的“自我”在此岸和彼岸之间逡巡,皈依无门的灵魂被穿行于庸常的躯体裹挟着,无奈地天荒地老下去.
为什么在弋舟的小说世界里几乎找寻不到一个笔直站立着的成熟男子汉的形象呢?人类庸常的命运和残酷的现实当下确实是这个结果不可超越和回避的事实所在,而有一个关键的因素确是更为直接、不可忽视：在生命个体建构自我的成长过程中,最早接触到的第一个男性样榜形象——“父亲”,严重阻碍和干扰了生命个体和这个世界之间本应建立起来的正常关系,甚或是“父亲”直接间接地摧折了本可以伟岸起来的“腰”和“臂膀”,使之无法真正挺立.弋舟的小说在发见和找寻自我主体性的言说叙写中,让我们把捉到了小说家或明或隐的“父亲情结”.作家自己说过：“小说家每一笔动人的书写,大约都该是源于自己的‘没有’和‘失效’.因为‘没有’,所以虚构,因为‘没有’,所以严肃认真地自欺欺人”.f弋舟意识到的“源于自我”的“没有”和“失效”,不仅仅是对于“自我”无法获得真正主体性的感慨,更潜隐着作者对于“父亲”的“没有”和“失效”的耿耿于怀.
长篇小说《蝌蚪》是作者一部较为完整叙述成长的小说故事.父亲这个形象被描画成身上充斥着人类种种局限性的俗物和不可理喻的怪物,虽然不乏为现实所迫,但父亲们确是将人的“本我”和其间的不堪 裸地展现在儿子们的成长历程中.主人公郭卡“自我”的建构和“良心”的获得都是在父亲郭有持毫不避讳的“本我”笼罩下习得.小说还设置了一对配角的父子形象,儿子赵挥发的成长也没有逃脱出俗物父亲不堪的笼罩.即使最终儿子们胜过老子们,但成长中“父亲”的阴霾最终难以驱散剔净.到了《我们的底牌》里,父亲沦落为地道的庸人可怜虫,如同一道凝重的暗色,苟延残喘于子辈们的成长历程之中.正因为有这样一位父亲“在场”的成长历程,曲氏兄弟才会最终以癫痫病患般的“自我”和现实对战.这些成长故事把子辈们的“成长”或“进步”,退回到了私人的家庭居室里,在这里他们形成了对自己最初的真实的重要评价g,这些“另类”的成长事件不仅不能使主体的价值支撑建构起来,并且还会聚拢精神的脆弱和迷惘,如影相随.和《蝌蚪》里“父亲”的明晰和在场相比,《跛足之年》《年轻人》这些故事里,“父亲”形象被影影绰绰地叙说着,在场的笼罩感淡下去了.《跛足之年》里,父亲的“在场”被转移到信笺的空间里,不见父亲的肉身模样,只觉他正襟危坐,义正言辞地训诫子女,偶露的一点父亲的人性也布满了老耄昏聩的斑点,映现出“父”的狐假虎威式权力的衰颓,而“子”的成长就建制在对“父”的叛逆行为之中.《年轻人》里的父亲形象几乎是不在场的衣食父母的符号化存在.虞搏和姬武这些子辈们逾越父亲而成长,把父亲训育的良心留给父亲,而用自己的方式孵化自己的“良心”.这些令人发毛的父子关系的叙写,亦可以看出“父亲”也变相地完成了催生子辈们“良心”的任务,当然,作者弋舟想建构的那个自我主体并不仅仅满足于良心的获得.在2014年出版的《刘晓东》小说集中,作者和主人公刘晓东终于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他们在年龄、人生历程、甚至职业和社会角色层面几近等同,郭卡和马领们终于长大成了“父亲”刘晓东们,他们固然和自己的父亲迥然有异,脱离了形而下、低级趣味的生命轨道,但也最终亦没有成为子辈们的守护神和榜样,脱胎换骨成为真正的父亲.《等深》里的自顾寻找这个时代答案的父亲周又坚,在怀抱短刃上路的少年儿子面前,黯然失色;《而黑夜将至》里的父辈刘晓东眼见着年轻的徐果们在黑暗、罪恶和生死的边缘堕落下去而无力相助;《所有路的尽头》更让我们察看到了一 想主义者的改弦易辙和溃败颓丧.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孕育出的一 想主义青年,刘晓东们在应该承担父亲的角色和职责时,却是放弃了对于理想的坚守,屈辱着妥协,甚至堕落着去适应,和马领、郭卡们充满着青年人无助无奈的逃避和颓废相比,更令人惊愕和悲凉,连弋舟自己都情不自禁地在《等深》的故事讲述中跳出来慨叹：“我们这一代人溃败了,才有这个孩子怀抱断刃上路的今天”,“眼前的这个男孩,却在光明磊落地谋求着敢作敢为的责任.在他的比照下,站在‘十四岁’这根红线一侧的我,才是一个凭直觉就永远拒绝着责任,永远乖巧和轻浮的劣童;而站在另一侧的男童,却响亮、郑重.他几乎是一种‘古风’,如此的气概,已经远离我们有多少个时代了?”理想主义者长啊长,长成了“劣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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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慎又执着完美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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