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后裔和船山遗著刊刻传播,本论文可用于刊刻论文范文参考下载，刊刻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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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王船山的次子王颁开始,船山后裔就对船山遗著的保存和传播作了世代传承的艰苦努力.道光年间《船山遗书》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刊刻,就是船山后裔和近代湖湘一、二代人才群体共同努力的结果.随着湘军的崛起,同治年间《船山遗书》得到更大规模的刊刻和传播,从而对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船山遗著得到更加全面的收集整理和公开出版,船山思想得到更加全面深入的发掘研究和前所未有的弘扬光大.
关键词：船山后裔；船山遗著；历次刊刻：弘扬光大
中图分类号：B24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387(2010)01-0024-06
玉氏家族从明初迁居衡阳,至王船山已是第11代.王船山兄弟三人,长兄王介之,次兄王参之,老三是王夫之,即王船山.王船山生有四个儿子,依次为王勿药、王攽、王勿幕、王敌,其中勿药、勿幕早逝.
王敛(1644一),字曷功,王船山次子,系王船山原配陶孺人所生,“和弟敌齐名,著有《诗经释略》,诗不多见”.王攽生有6个儿子：王夏,早逝；王生若,考取岁贡生；王生兹；王生苍,考取邑庠生,册名文园；王生蘧,考取邑庠生,册名大树；王生万,早逝.
王敔(1656—1730),字虎止,王船山第四子,系王船山继配郑孺人所生.据罗正钧《船山师友记》介绍：“虎止禀承庭训,学问渊博,操履高洁,时艺尤有盛名.年三十方应童试,和邵阳车无咎补旃、王元复能愚、攸县陈之胚桃文,称楚南四家.又有称楚南三王者.谓虎止和能愚及汉阳王戬伯谷也.潘书原先生宗洛视学楚南时,延之入幕,襄校试卷.和宜兴储大文六雅友善.《船山遗书》得人史馆,立传儒林,皆潘、储左右之力也.晚筑湘西草堂.学者多从之游.著有《蕉畦字朔》、《蕉畦存稿》、《芨云草》诸书,学者称蕉畦先生.雍正庚戌聘修邑志,力疾成数帙,归草堂而卒.”从以上简介中可以看到,王敌在清初湖南已有颇大的名气,曾和车无咎、王元复、陈之胚四人被并称为“楚南四家”,又和王元复、王伯谷三人并称为“楚南三王”.王敌也能根据全国已经统一、形势基本稳定的大势,对清政府不再采取敌对的态发,而是采取顺应和配合的态度,于30岁时参加童试,取得了岁贡生的初级功名,并参加了湖广学政潘宗洛的幕府,这就为宣传和推广父亲王船山的学术,创造了最初的条件.如果不是王敌在船山逝世的最初一二十年就及时地将船山的部分著作推行于世,而是长期湮没无闻.按当时的技术条件,是很难长期保存下来的.
正因为王敌的道德学问和士林名气取得了湖广学政潘宗洛的尊敬和信任,王敌又能审时度势有选择地进呈和时政无碍的部分船山遗著给潘宗洛及其后任学政阅览,引起了他们对船山学术的高度重视,并向朝廷大力推荐,因而使王船山得以列入清朝国史馆编纂的《儒林传》.成为清朝《儒林传》立传的第一人.而潘宗洛则是以省级政府高官(学政)为王船山作传的第一人.他在《船山先生传》中说：“先生子二人,曰攽,曰敌.敌字虎止,游于吾门,盖能绍先生之家学者.余不及见先生,慕先生之高节,欲尽读其书.敌日：‘先人家贫.笔札多取给于故友及门人,书成,因以授之,藏于家者无几焉.’余所得见于敌者,《思问录》、《正蒙注》、《楚辞通释》而已.”潘宗洛在《传》中简要介绍了王船山艰苦卓绝的一生及《读四书大全说》、《周易内、外传》、《尚书引义》、《读通鉴论》、《宋论》、《春秋世论》、《春秋家说》、《张子正蒙注》等20多部著作的名称,高度评价王船山是“故明之遗臣,我朝之逸民也”.这就为清朝国史馆为船山立传定下了基调,为船山思想的初步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所以,罗正钧在《船山师友记》中说：“《船山遗书》得入史馆,立传儒林.皆藩、储左右之力也.”这和王敌的积极活动是分不开的.潘宗洛也十分支持和鼓励王敌回到家乡专门作者传承和光大父亲的学问.王敌回到家乡后,通过授徒讲学、注释、刊刻船山部分遗著,以及自己著书撰文等各种方式来传播和弘扬父亲的学术思想.在他六十岁的时候,先后从学的学生已有数十人.正是这些学生凑钱为他作了六十寿诞,而且这笔寿金还够他重修湘西草堂,使他晚年有一个较舒适的生活环境来研究和整理父亲的遗著.也正是这批学生及亲友中较有经济实力的人.捐资刊刻了部分船山遗著.据道光年间邹汉勋《致邓湘皋学博书》中说,在王船山逝世十余年之后.“虎止先生已刊行十余种于湘西草堂”.另据刘毓崧《王船山先生年谱》中的按语所记：“按《张子正蒙注》有虎止附注,《老子衍》有虎止纂注,《庄子解》有虎止增注,此外稿本,亦虎止辑录者居多,非独谨守遗书,不坠先绪也.”在王敌七十岁的时候.他的门生们“复醵金如旧”,并为他刊刻了《小草》百篇.王敌对父亲思想的发扬光大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念,他在感怀诗中说：“穆惟我先公,六经发蒙昧.子史析微芒,诗骚树宏帜.传书待其人,函井心无既.抚族慨凋零,综纬示苗裔.洪源谁嗣流,集木怀枝瘁.吉人深属望.世代传支系.物恒守家训,诵读培元气.四海皆兄弟,恭礼实连缀.一树紫荆花,忍使分荣悴.孟晋以逮群,仁者继其志.徒倚瞻山云,临风振凉袂.”王敌的心血没有白费,他作为船山之后的第一代传人,为船山学术思想的保存和初步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船山后裔中,另一个对刊刻《船山遗书》、传播船山学术作出重要贡献的是船山六世孙王承俭.清初康熙年间,王敌虽然刊刻了船山的10多种著作,但流传并不很广,特别是船山那些强烈反抗异族入侵、主张“夷夏之大防”的著作根本不可能出版.在雍正、乾隆年间的文字狱 中,船山的著述还遭到多次查禁、销毁.船山的著述只能在衡西的穷乡僻壤中,在船山的后裔及亲友门生当中秘密流传.像不熄的火种等待着星火燎原的那一天.这种情况.终于在清朝道光年间出现了新的变化.
经过一百多年的民族融合,至清朝道光年间,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已有所缓和,乾隆年间的“文字狱”也已弛禁,随着湖南的一批精英人物开始崛起于中国的政治舞台.这就为船山思想的死灰复燃、公开传播,创造了良好时机.当时两江总督陶澍、云贵总督贺长龄、太常寺卿唐鉴、湖北学政贺熙龄等一大批湖南政治上层人物,都十分提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在他们的周围团聚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学者名流.他们不仅自己著书立说,也十分注意搜集、整理、出版湖南的历史文化遗产.如贺长龄就曾委托魏源主编了《皇朝经世文编》；魏源的挚友、新化著名学者邓显鹤尤热衷于湖南文献的搜集、整理.曾主编出版过《资江耆旧集》、《沅湘耆旧集》等大量湖南历代名人的诗文.邓显鹤对王船山也十分敬仰,“尝慨然发愤,思购求(船山)先生全书,精审锓木,嘉惠来学.以是强聒于人,元应者.”正当他为找不到船山著述而十分苦恼的时候,在道光十九年(1839)情况出现了转机.他当时正在长沙编辑《沅湘耆旧集》,需要征求王船山的遗诗,一天,王船山的七世裔孙、家住湘潭的王世全和其友欧阳兆熊一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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