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王印刍论,该文是关于王印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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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夜郎王印与滇王印同是西汉“郡县与封国并行”制度的产物,但对西汉王朝而言.两枚王印颁赐的政治考虑是有区别的.在夜郎问题研究中,夜郎王印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还原夜郎古国历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有助于判定古夜郎的中心区域、夜郎国首府、传承世系、历代夜郎统治者的墓地位置等,在开发利用文化资源热潮中,“夜郎”成为一块炙手可热的文化品牌,出现了民间屡屡发现夜郎王印的现象.要判定某些民间发现的夜郎王印的真伪,首先必须对汉代赐边方国印授的形制、质地、印文格式等有所分析.夜郎与滇同于西汉武帝时获赐王印.因而,滇王印应是夜郎王印的很好参照.夜郎王印之谜的途径,是以严谨的学风、科学的精神、持之以恒的态度去寻求答案.
关键词：夜郎王印重要性判定途径
中图分类号：K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0)03－87－90
一、问题的缘起
在中国古代史上,继秦之后的西汉统治者认为：秦之两代而亡在过于孤立,由是,汉高祖刘邦率先分封异姓诸侯王,开创了一种郡县与封国并行的地方行政双轨体制.学术界对郡县与封国并行这一行政体制褒贬不一,但这种体制不仅影响了西汉一朝,直到宋元之际仍可看到它的身影.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进行考量,郡县制固然是先秦封国制基础上的一种进步,但如将问题扩展,从对多民族封建国家进行有效管理的角度来观察,却不能不承认,这种以郡县为主,根据具体情况在特定地区容许封国存在的管理形式,是符合明清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实际的.正因为汉代推行了这样一种制度,才会有封国之外大量方国的存在,也才会有《史记》所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这样的政治格局,也才会引出诸多关于“滇王印”与“夜郎王印”的学术争论.
夜郎王印与滇王印之最早见于史书,是司马迁《史记》中“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的一段话.这是关于夜郎王印最早也是唯一的历史记载.但司马迁的这段记述,主要是讲滇灭国及获赐印的情况.其文曰：“元封二年(前109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守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
这段史料至少说明以下三个问题：其一、西汉武帝当政时期,曾沿用汉高祖的“郡县与封国并行”制度,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封王；其二、在数以百数的西南少数民族政权中,汉武帝唯独给其中的夜郎与滇颁授了王印；其三、夜郎王获赐王印于当政时期,滇则是在举国降汉,灭国之后,汉武帝出于安抚,才获授王印,令其“复长其民”的.因而,不仅滇王印颁赐的时间当在夜郎之后,对西汉王朝而言,两枚王印颁赐的政治考虑也是有区别的.
严格说来,两汉时期的史籍关于夜郎的记载远比对滇的记述为多.由于夜郎直到汉成帝和平年间才灭国,司马迁以后的文献对夜郎史事不绝于书,如《汉书》、《华阳国志》等还甚为详细.而滇亡以后,有关滇和滇王国的记载却近乎消失,以至曾有人对司马迁的记载是否可信,历史上是否真有滇王国存在产生怀疑.这种怀疑直到1956年才被打破.
1955年,云南省考古工作者在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和古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出土100余件刻铸有各类人物形象和活动场景的青铜器,断代战国到西汉时期的制品.该次发掘成果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次年11月进行的第二次发掘,出土文物多达3000余件,其中的一方蛇钮金印,印面上清晰地刻有“滇王之印”四字.这一发现,首次为司马迁关于西南夷的记载提供了实物证据,也深化了学术界对《史记》中关于滇与夜郎史事记述的认识.
继滇王印发现之后,各方人士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夜郎王印身上,期待着它的发现能解开古夜郎的诸多谜团.
夜郎问题研究的趋热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学术荒芜,那时关于夜郎问题的研究几乎处于一种启步状态,几次夜郎讨论会及出版的相关文集,主要都集中在夜郎的地域、族属、史迹与政治经济生活的探讨.那些讨论是有益也较为深刻的,但并未将夜郎这个有着200余年立国史的古代方国的情况厘清,似乎仅停留在对明清、民国时期先学们夜郎研究的现代解读上.90年代末召开的夜郎学术讨论,乃至2004由作家出版社在“首届夜郎文化论坛”研讨会基础上出版的《夜郎重释》一书,虽较之此前的研究范围有所拓展,某些问题更细微了一些,但依旧没有在关键问题上出现突破.
继那以后,夜郎问题的学术研究逐渐消沉,取而代之的是围绕旅游产业开发掀起的,谁是真正的夜郎故地一类与经济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口水仗”.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几近两千年的夜郎古国,仿佛变成了一头任后人驱赶的小羊,在今人的鞭子下跑来跑去,今天尚在黔境,明天便到了川湘,稍后又成了滇桂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为了证明自己“正统”夜郎地位,一枚又一枚的“夜郎王印”也相继在民间被发现.而这一切,与严谨的科学结论显然不是毫厘之差,而是相去万里.
二、夜郎王印问题的分析
历史上是否存在一枚由西汉王朝颁赐的夜郎王印,这枚夜郎王印的遗踪,无疑是研究夜郎问题的关键.
在夜郎问题的研究中,夜郎王印之所以凸显得重要,就在于缺了它,无以判定古夜郎的中心区域及与之关联的一些重要问题,诸如夜郎国的首府、长达200余年的传承世系、历代夜郎统治者的墓地位置等,都无法得以.而这些,恰恰又是还原夜郎古国历史必不可少的条件,一点也不能含混.
既往,学者们关于上述问题并不乏论述,但主要依据都是那些有限的文字记载,以至批撰写得再精当的文章,也难以令人信服.以夜郎中心区域的问题为例,司马迁的《史记》称：“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在记述南越官员回答唐蒙关于枸酱来历的提问时,该书又说：枸酱运到南越是“道西北群舸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于是,有学者分析认为,群舸江就是今天的北盘江,由此推之,夜郎的中心地区应在今黔西南州至六盘水一带.但是,这种说法同样是有争议的.近年来关于夜郎中心的观点,至少有十二三种之多,其中的遵义桐梓说、安顺说、六枝说、望谟桑郎说、赫章威宁说等,都能列举出许多让人不易提出质疑的论据.
其实,学者们在研究某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容易被自己苦心搜集到的资料所困扰,陷入某种带有主观意向的结论而不能自拔.2000多年前的中国,秦始皇的统一大业尚未完成,七雄之间的争战异常激烈,如西南这样的地区,很难有一个稳定宁静的政权,也难有一片土地长期属于某个政权所固有.即使拥有称霸一方实力的夜郎.其领辖的土地也只能是一个变数.当我们研究它的区位和管辖范围的时候,是不能单纯以某个时期某部文献的某段文字来下结论的.
夜郎是经历了战国、秦、西汉3个时期的方国政权,分析它的地望和中心区域,自然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如果我们的研究能以考古发掘成果为基础,辅以更深入细致一些,某些问题也许能够找到共识.
夜郎王印一天不现身,我们便很难确切地指出古夜郎的中心区域,也就无从厘清夜郎王的世系,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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