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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诗刊论文写作 时间:2024-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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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点》是戴望舒和艾青两位著名诗人合编的诗刊.

1938年10月底,艾青来到桂林,为《广西日报》编辑副刊.艾青给这个文艺周刊起名《南方》.后来,又和林林在《救亡日报》上开辟了一个专刊,名为《诗文学》.稍早一点,当年5月,戴望舒去了香港,主持《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的编务.

戴望舒和艾青1936年在上海时就有了交往.这年1月,艾青自费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大堰河》.10月,戴望舒主编的《新诗》创刊.《新诗》对左翼诗歌界是采取排斥态度的,唯独艾青是个例外.第三期就刊登了艾青的小诗《窗》,此后又多次发表艾青的诗作.抗战开始后两个人虽天各一方,但联系不断.艾青的长诗《他死在第二次》就发表在戴望舒主编的《星座》上.

1939年3月26日,艾青在《南方》第四十九期上刊出了戴望舒写给他的信.戴望舒对远方的诗友说:“抗战以来的诗我很少有满意的,那些浮浅的、烦躁的声音、字眼,在作者也许是真诚地写出来的,然而具有真诚的态度未必就能够写出好的诗来.那是观察和感觉的深度的问题,表现手法的问题,个人的素养和气质的问题等”《新诗》在1937年第十期出版后毁于日军的炮火,戴望舒很想恢复,信中说“现在是筹备经费”,当年办刊的几个作家因战争而风流人散,联系不上:“金克木去桂林后毫无消息,玲君到延安鲁艺院后也音信俱寂,卞之琳听说已去打游击,也没有信.其余的人,有的还在诉说个人的小悲哀、小欢乐,因此很少有把握.”这里指要想请有的诗人转而去写抗敌爱国且又有艺术质量的诗篇,有一定的困难.因此,他希望和艾青合作,借助艾青所团结的一批信得过的诗人朋友,办一个全新的<新诗》杂志.

4月9日,《南方》第五十六期上刊登了“《顶点》)在筹划”的广告:“戴望舒和艾青决定出版一种诗刊,刊名《顶点》,每月一期,选稿标准较高,现在筹划中,拟于五月间创刊,内容为诗的创作、理论、批评、介绍、翻译等等.精致的素描、木刻,亦欢迎.”两人磋商决定:每期由戴望舒在香港编一部分,艾青在桂林编一部分,再合起来印刷,在香港出版.

7月10日,《顶点》第一期问世.红色封面上的文字全部横排.上端是反白的宋体大字刊名,下方“新诗社版”四字同样反白,唯字体较小.主编、期号、出版时间为三行黑色铅字.版权页的记录是:主编者艾青、戴望舒,出版者新诗社,代售处各地生活书店,通讯处一为桂林,一为香港.大32开本(21.9cm×15.6cm),60余页.

《顶点》没有发刊词,《编后杂记》中声明:

《顶点》是一个抗战时期的刊物,它不能离开抗战,而应该成为抗战的一种力量.为此之故,我们不拟发表和我们所生活着的向前迈进的时代违离的作品.但同时我们也得声明,我们所说不能离开抗战的作品并不是狭义的战争诗.编者说,《顶点》的宏愿是:从现在的新诗的现状中更踏进一步.不管我们现在表现的是怎样,我们所希望的是把水准尽可能地更提高,使中国新诗有更深远一点的内容,更完善一点的表现方式.我们知道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的,可是我们却要时时刻刻怀着这个愿望,时时刻刻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第一期《顶点》分“作诗”“译诗”“诗的意见”“诗人介绍”四个部分,发表了诗的创作、翻译和评论.

艾青的《诗三章》声讨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纵火》记录了日寇狂轰滥炸把整个城市变成“火海”的恐惧和悲凉;《死难者的画像》描绘母子、孕妇和一些劳苦大众在敌机空袭下生灵涂炭的惨状;《吊楼》反映大地疮痍满目,难民搭“吊楼”暂作栖息的凄惶苦境.

袁水拍的诗是徐迟受戴望舒之托向他约稿的.袁水拍(1916-1982),原名袁光楣.江苏苏州人.当时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职员,虽然写诗,但几乎没有发表过.见到徐迟,袁水拍高兴极了,三天后就交了稿.《不能归他们》,写一个农民埋葬了在敌人屠戮中死去的妻子和孩子,离开家乡.他坚信:“我要回来的,这里不能归他们!”徐迟说:这首诗原题为《我是一个田夸老》,“若不是他的第一首诗,至少也是他第一首公开发表的诗,署名袁水拍,诗很好,发表后受到好评,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袁水拍的诗歌集)序》).

李菲,即 航,又有笔名虹飞、黎央.《给——》是一个战士临上前线之前,写给友伴的嘱托.为了民族解放,他憧憬着有一天,一场激战过后,“而我/现在偃卧于柔和的夜色里,/我的眼睛愉快地半闭着,/我的手在最后一阵痉挛里,/紧握着武器;/曾经生活/曾经受苦/但今天为了斗争,/我躺下了在我所爱的土地”.

《四月的早上》从早上情境的变化写战争.四月的早上曾是安闲的,“有如一片池水”.而今日是奔忙的卡车、驮马、流亡的人群;人们争看着报纸电讯,计算着日本法西斯赌徒输下的孤注.“四月的早上并非安闲的.”诗人写道:“等到四月的早上是安闲时/我们的敌人已成为历史上最羞耻的记载了/如今人群在不安闲的四月的早上/要去索取那未来的四月的早上是安闲的.”作者陈迩冬(1913-1990),原名陈钟瑶,广西桂林人.抗战时期,一直在桂林从事抗日文化活动.主编《抗战艺术》《拾叶》及《大千》杂志.他的诗构思奇特,语言风趣,富有幽默感.

《竖琴》的作者番草(1914-2012),原名钟鼎文,安徽舒城人.20世纪30年*始诗创作.曾留学日本.抗战爆发归国,先后任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天下日报》总编辑、《广西日报》总编辑.

他在诗中感叹:“我在沉默中,蛰伏得太久了”,“我觉醒于瓦砾之上,/拾起了我的竖琴.”“我要像每一代的歌者那样地,/抱着我的竖琴,/投身于战争的火海里.”

戴望舒译的《西班牙抗战谣曲钞》,包括阿尔倍谛的《保卫马德里·保卫加达鲁涅》和阿莱桑德雷的《无名的民车》《就义者》等7位诗人的8首诗作.“谣曲”是西班牙一种特殊的诗体.他在《关于西班牙抗战谣曲》中说:“现在,西班牙争 的波浪又被法西斯凶恶压下去了,可是人民的声音是不会灭绝的.”戴望舒“通过这些译诗表达了自己呼应人民抗战的心声,和对于抗战诗歌现实主义和大众化潮流的某种支持”(陈丙莹:《戴望舒评传》).

“诗的意见”栏中有两篇论文:艾青《诗的散文美》表达了他对形式美的新见解.艾青写道:“自从我们发现了韵文的虚伪,发现了韵文的人工气,发现了韵文的雕琢,我们就敌视了它;而当我们熟视了散文的不修饰的美,不经过脂粉的涂抹的颜色,充满了生的气息的健康,它就肉体地诱惑了我们.”他认为:“散文的自由性,给文学的形象以表现的便利;而那种洗练的散文,崇高的散文,健康的或是柔美的散文之被利用于诗人者,就因为它们是形象之表达的最完善的工具.”徐迟的《抒情的放逐》认为“有诗以来,诗和抒情几乎是分不开的,但在时代变迁之中,人类生活已开始放逐了抒情”.“也许在流亡道上,前所未见的山水风景使你叫绝,可是这次战争的范围和程度之广大而猛烈,再三再四逼死了我们的抒情的兴致.你总觉得山水如此富于抒情意味,然而这一切是毫没有道理的,所以轰炸已炸死了许多人,又炸死了抒情,而炸不死的诗,她负的责任是要描写我们的炸不死的精神的.”

论者说:“《诗的散文美》和《抒情的放逐》观点都有点偏激,但前者显出了偏激中的创新,其观点整整影响了半个多世纪的诗创作实践.后者却因照搬西方某一类现代派的片言只语,忘掉了诗歌本体特征,不免偏激得荒唐.”(骆寒超:《艾青评传》)

“诗人介绍”栏刊出马耳(叶君健)的《一个记忆》,怀念在西班牙战场倒下的英国诗人裘连·倍尔.

《顶点》第一期出版不久,艾青因为种种原因(婚外恋情纠葛应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9月去了湖南,在桂林驻足的日子未满一年.艾青离去,《广西日报》出满一百期的《南方》、《救亡日报》出了四期的《诗文学》和刚刚诞生的《顶点》,一起停刊.晚年的徐迟在《江南小镇》-书中说到《顶点》时,留下了一个诗人的幽默:“《顶点》的出版是很好的起点,可惜这个名字不好,也难怪这起点就是顶点,再也无法往前了,自然只出一期,就得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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