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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淤青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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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联在2011年公布的一组调查数据中显示:在整个婚姻生活中曾遭受过配偶侮辱谩骂、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强迫性生活等不同形式家庭暴力的女性占24.7%,约为1/4.

这个比例让人触目惊心.

可能是拘于中国人“家丑不外扬”的传统观念,这1/4女性中的绝大多数一生都选择沉默,背负着伤痛成为一座座透明的孤岛.同时,由于经济、子女、教育等问题,这些女性难以在暧昧的法律条文中找到能保护自己的坚强武器,也难以挣脱婚姻枷锁.往往在周围人劝和不劝分的情况下,她们丧失了最后的求救信心.

2016年3月1日,中国“反家暴法”正式施行.家庭暴力被纳入有效的法律干预之下,从观念上予以重新审视.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家庭内部问题,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严肃的法律问题.

在“反家暴法”施行不久,广州摄影师冯海泳与腾讯新闻原创团队合作,完成并发布融媒体专题《看见淤青有多难》,并在腾讯《活着》栏目发布《家暴,一场血色的噩梦》纪实图文专题.发布仅四天,这组报道的阅读量即达到3000万.

沉默被打破,这或许让每座“孤岛”都看到一点希望,也让每个人再劝“家里打架”时,有更理性的认识.我们要感谢这些愿意将痛苦经历分享出来的女性,正是每股柔弱的力量,才最终推动了法治的进步.

在《看见淤青有多难》这个摄影项目中,除了摄影师冯海泳,撰稿人罗京运,视频作者于维华,整个创作团队还包括策划、互动设计、产品等多名成员.而将摄影与深度报道结合,并以融媒体的形式制作传播,让传统的报道摄影做到到进一步升级加强.虽然由于投资巨大,很多媒体对融媒体报道望而却步,但报道摄影的“报道能力”的确有了新的突破可能.

项目自述:

年过60的程国芳(化名)趁着丈夫出差,匆忙收拾一点行李就逃走了.她把这个过程形容成“胜利大逃亡”.但事实上,那天的离开十分落魄,她连都忘了带.

在“出逃”之前,程国芳犹豫了好几次.“我珍惜这段婚姻,也舍不做到让孩子在一个单亲家庭成长.”

崔兰枝比程国芳年长十多岁,她的离家就果断做到多.“结婚39年,打了我39年.”最终,崔兰枝在2004年出走,在外流浪,靠打零工度日.

但曾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中,绝大多数人告别自己经历的方式,都令人感到惊惶不安.

被持续打了好几个小时的黄芳最终受不了,选择从3楼的窗户逃走.

“想逃命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结果,她摔了下去.丈夫第一个出现在她身边.黄芳躺在地上央求他打120,“他骂了我一句,就跑了.”

在被丈夫多次家暴之后,夏莹1岁的孩子被前夫带走,从此在她的世界里消失.她总会幻想再见孩子的场景,“他肯定已经不认识我了.我也认不出他了.”夏莹悲伤地说.

陷入绝境的杨希(化名)和许林芳选择孤注一掷.她们以暴力行为反抗长期施暴的丈夫并致其死亡,因此入狱.幸运的是,司法机关在裁决时,长期遭受家暴被引入考量中,制度在家庭暴力面前显露温情.

她们都是那1/4遭受家庭暴力女性的一员. 这些家暴受害者,最开始认为自己或许只是“那个不幸的人”,又误入了一段不幸的婚姻.小事争吵最后演变成一场名为家庭暴力的“战争”.

“为什么不离开这段婚姻?”

这恐怕是最令她们感到悲伤和痛苦的问题.离开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困难和风险,不离开是她们的现实选择.她们最后无奈选择沉默,而这个社会对于家庭暴力的迷思,会让他们更加沉默.(罗京运)

当初是什么契机去拍摄这个题材?

冯海泳:三个月前,我的同事罗京运提出要做一个关于家暴题材的报道,我一直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加上我们了解到“反家暴法”会在2016年3月1号正式实施,于是开始做反家暴的策划.

在拍摄前,你做了哪些具体的准备?

冯海泳:我的同事主要接触一些长期关注家暴的机构、律师,并收集资料.对于我来说,可能更多是对图片效果的设计,确定一个大致的风格或者基调.我还找了一些心理学专业的朋友,请教他们施暴者和受暴者的心态,这对采访时的观察和沟通都是很有帮助的.我还查找了很多关于家暴的摄影报道作参考.

罗京运:我主要是收集、阅读资料.首先,完成整个报道,有一个叫“反家暴网络”的NGO组织对我们的帮助很大.这是一群关注女性权益的人士参加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上后受到启发而成立的机构.他们给了我很多书,让我对这个群体有了一些认识.其次,我翻阅了一些人大代表和法律学者的议案、草案.报道中的数据和背景知识主要来源于这些资料,也帮助我在写稿子时避免常识错误.

整个项目拍摄过程中,难度最大的部分是什么?

冯海泳:最困难的是让受访者同意接受采访,另外寻找案例也占了我们制作这个图片故事很大一部分时间.当时我跟团队的其他成员计划找十个家暴受害者讲述她们的故事.当时大家都觉做到很难完成的.

罗京运:一开始我们通过朋友圈寻找采访对象,难度特别大,几乎很难直接联系上他们.所以就从律师、NGO 两个渠道入手,和他们沟通我们的采访主题和呈现方式,让他们信任我们,然后介绍受害者给我们认识.

如何与采访对象沟通,让她们愿意接受采访?

冯海泳:最后我们从十几个案例里,选了八个来拍摄.有些约好了临时又决定不接受采访,但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些拒绝采访的人,在看到报道后也来感谢我们做了这个报道.这组报道让更多人知道家暴问题的严重性.

罗京运:最开始,海泳想要拍至少10个受害者,而律师们接触过的受害者中,并不是每一个都愿意接受媒体采访.经过了一些沟通,才有一些受害者愿意跟我们见面聊聊,但都有要求,比如不能录音、不能录像.第一个采访对象是报道中的程国芳.在约访时,我会先拜托律师、NGO负责人和心理医生帮忙转达采访请求,如果愿意和我们见面或者打电话,再直接联系.

也有几名实习生在帮助我们联络.他们通过网络寻找,确认愿意接受采访的受害者以及她们所能接受的采访尺度,之后海泳再进一步接触,对接采访计划.

在拍摄时,作为男性,你最大的触动是什么?

冯海泳:首先触动我的是那个惊人的数字,约有25%的女性遭受过不同程度的家暴.另外,家暴受害者讲述她们的故事时,手段之残忍是令我们都难以想象的.家暴对妇女以及孩子的影响是永久的,正如其中一个受害者许林芳所说,让她最害怕的并不是受暴时肉体的伤痛,而是对丈夫的绝望,以及因自己长期受虐而觉做到自己无能的心理.这大概也是每个女人对爱情的绝望吧.

在影像语言表达上,如何照顾受害者的形象(隐私)?有没有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

冯海泳:隐私权是必须要尊重的.首先我很感谢她们信任我并且愿意出镜讲述她们的故事.拍摄时,我以不会影响她们的生活为前提,在沟通时候就要跟她们说明情况,然后询问能不能接受拍摄.有些人不愿意露脸,我们则必须要保护好.而且,我之前拍摄的很多题材都会涉及到隐私问题,相对来说有些经验.

每个对象拍了多久?

冯海泳:一般一到两天,我会判断受害者情绪,避免她们的情绪发生太大变化,采访到这种程度就差不多了.全部采访结束后,所拍照片的数据量大概是60到70G.

我去许林芳家的时候被吓到了.因为我看到了一个“没有希望”的家庭,觉做到拍摄是一个极度痛苦的事情.另一个采访对象黄芳和我同龄,之前翻看她的微信朋友圈,事先了解到她曾经憧憬爱情,但新婚第一天就遭受家暴了,也让我觉做到很难受.

这个报道做到到采访对象哪些反馈?

冯海泳:现在,我们和某些受害者还会有联系,而且有些之前拒绝的人,也会给我们的报道点赞.遗憾的是,对多数采访对象,我只拍了肖像,没有能够再深入她们的生活.

罗京运:对于要求匿名的受害者,他们很关心报道会不会泄露太多隐私.图片发表之前会先给他们看.报道出来后,有受害者给我微信留言,说感谢我们的努力.目前腾讯公益也在发起为于家暴受害妇女和孩子的公益募捐,后续还想帮到他们.

结论: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淤青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淤青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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