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艺作品译介和阅读活动时政罹难1966—1976年,本论文为您写外国文艺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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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回顾新中国初期“十七年”的外国文艺作品译介活动,以上海为重镇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果；而在1966—1976年间,外国文艺作品译介和阅读活动被迫中辍,文人学者们也在此期间留有难以磨灭的外国文艺图书的禁锢回忆.
[关键词] 外国文艺作品 译介和阅读 1966—1976
1966年8月,时值“ ”初起,在“红卫兵”破“四旧”行动兴起之时,即是我国各地的古旧书店业务告停之日.曾经见证其事的马嘶、陈诏、周岩历数道：
史无前例的“ ”爆发以后,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的蛊惑下,一夜之间,“红宝书”以外的书,几乎全部成了十恶不赦的“封、资、修”,于是烧书之风骤起.在这种情势下,古旧书业也便销声匿迹,延续了千百年的中国古旧书业,几乎是广陵散绝响了[1].
“ ”政治风暴掀起后,古旧书被视作“封、资、修”的大毒草,古旧书店成为“贩卖毒草”的大黑店,霎时间,全（上海）市旧书店全部关门大吉,从业人员全部参加“斗、批、改”.除维持极少量的收购业务外,整个旧书业处于窒息状态.和此同时,散布在民间的旧书和古籍,更受到空前荼毒,有被毁的,也有 的,难以数字计,从此上海旧书业受到致命打击,一蹶不振[2].
1966年6月—1976年12月,“文化大革命”使北京古旧书业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国书店曾被诬陷为“三家村”黑店,琉璃厂、隆福寺多处古旧书刊收售门市部被迫关门,收售业务全部停顿.企业大量亏损,职工人心涣散,等着“斗、批、散”.1966年至1971年,共亏损一百四十一万元,等于中国书店“ ”前十三年全部上缴利润的总和[3].
陈诏认为,民间古旧书刊资源的大量毁灭,是1978年“ ”结束后包括上海古旧书刊业在内,在经营上每况愈下的三个主要原因之一[4].由于当年整个社会文化系统都遭到了时政力量的全面破坏,因此包括外国文艺新书在内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也同样跌入了低谷,并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旧书骤贵,甚至有价无书的根本原因.
据介绍,“到1960年,全国有新华书店五千八百七十二处.由于‘三年经济困难’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发行网点减少了一千处”[5]；同时由于“ ”之初的巨大冲击波,新华书店“门市部陈列的一大批书籍被打成‘封、资、修毒草’,只好下架封存或报废化成纸浆.在出版发行工作中禁区林立,‘帽子’和‘棍子’横飞,一片肃杀之气,营业萧条.1967年全国新华书店的图书销售额倒退十年,猛跌到1956年水平”.有统计数据表明,整个“ ”期间,出书品种大幅度减少.“从1966到1976十年之间,平均每年出书（含课本）七千多种,只及1956年的27.5%等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则出的很少,印数更少,书荒严重”[6].
据在此期间深受时政迫害的陈白尘回忆说,在1969年夏天前后的一段时期,他每逢星期日,便和同受迫害的作家张天翼、张光年相约到王府井大街偷偷溜达,并去“东风市场逛逛旧书门市部,但每每无书可买”[7].顾志兴则回忆说,“ ”期间,除了四卷《 选集》和《 语录》外,“余者皆为‘封、资、修’,都不能看,书店里也一色是这几部书.后来传出（伟大）领袖说要‘读点鲁迅’,又说《红楼梦》要读几遍以上的话.其时妻子在一个大机关里工作,和资料室那位女同志很熟,可能是为了供领导‘读《红》’,那时内部印了几部《红楼梦》的不同版本,记得的有甲戌本、庚辰本,还有戚蓼生序本等”[8].
1971年3月至8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出版座谈会,周恩来总理直接过问了书店的工作,他听取汇报后指示新华书店不得胡乱“报废”图书,不仅不能把“ ”之前出版的图书封存、下架,而且应该把它们从库房里拿出来,“公开陈列出售”.遗憾的是,周总理的指示受到当时 思想的干扰,后来并没有将之全面落实.于光远就曾回忆说,1972年“到了‘干校’,总算有机会可以到银川新华书店走走.那时全国出版社都不出什么新书,书店的书架上整整齐齐地都放着《毛选》和《语录》,别的书可以说简直没有”[9].
直至1978年4月24日,国务院正式批转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关于图书开放问题的请示报告》后,“ ”期间被封存的包括外国文艺图书在内的各种书籍,才得以较全面的开放.但就古旧书行业而言,由于新书编辑出版活动的十年停滞,使得书籍资源的积累形成严重断层,从而极大地制约了古旧书业在80年代以来的可持续经营.这其中,外国文艺作品的译介和阅读更是大伤元气.
1 新中国初期“十七年”的外国文艺作品译介活动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邹振环在《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和文化变迁》一书中指出,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在上海翻译出版界实行的是“计划性”、“组织化”和“系统性”相结合的机制,这是“在政治、经济上模仿苏联的同时,在翻译出版体制上对苏联的一种模仿”,其中在选题规划上执行的原则是：“优先选译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时期有定评的作家作品,优先选译‘积极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优先选译有‘人民性’的作家作品等”,因此,从1949年10月到1966年发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七年”,以上海为重镇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果.他指出：
“十七年”上海的外国作品的翻译出版,虽然打开的窗户还很有限,不时还挂上了大大小小、厚厚薄薄的“窗帘”,但毕竟是流通了空气,扩大了读者的视野.建国后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读者,认识莎士比亚,源于朱生豪；认识列夫·托尔斯泰,源于董秋斯；认识契诃夫,源于汝龙；认识莫泊桑,源于李青崖；认识泰戈尔,源于吴岩；认识车尔尼雪夫斯基,源于包文棣（辛未艾）；认识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源于傅雷.他们的译笔使中国读者开阔了眼界,享受到译本的魅力,他们所提供的果戈理、屠格涅夫、高尔基、法捷涅夫、肖洛霍夫、歌德、巴尔扎克、雨果、泰戈尔、汤因比、杜威等世界名著,创造了一个不同于现实而又比现实更真实、更善、更美的世界,这种来自异域的智慧,使新中国的文化不致自闭和孤陋.为中国青年认识生活、认识社会、认识世界,开拓了一个广阔的空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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