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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春,当我正在翻译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的《玛利亚的自白》时,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百老汇戏剧,在纽约上演.为了能更贴近地把握主人公玛利亚的独白口吻,我买了票,决定飞去纽约,听爱尔兰戏剧演员菲奥娜·肖如何诠释耶稣的母亲.恰巧这年夏天,生活在纽约的另一位爱尔兰小说家科伦·麦凯恩将赴上海参加国际文学周的活动,于是他的中文编辑彭伦先生委托我顺道对他做一次采访.临行前,我读了麦凯恩即将出版的新书《飞越大西洋》,因此采访中自然聊起了他的这部新作,可完全没有料到的是,麦凯恩的部分回答,让我对手边正在翻译的《玛利亚的自白》有了恍然大悟般的新认识,两位风格迥异的爱尔兰小说家,在某一点上实现了殊途同归.
《玛利亚的自白》是托宾以耶稣母亲之口、追述儿子如何惨遭杀害而写成的一本小说.关于创作这本书的缘起,托宾主要提到,虽然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因绘画和雕塑而深入人心,但在文字领域,除了圣经里的只字片语,除了宗教性的研究论著外,几乎没有作品以文学艺术的手法刻画过这位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母亲,这一空白触动了他的灵感.然而,作为一位并非生活在基督教文化影响下的年轻读者和译者,从翻开那本书的第一刻起,我一直在苦思如何将这部薄薄的小说和我所处的时代联系起来,为它找到一个更切实有形的存在理由.
《飞越大西洋》是一部有关战争和和平的小说,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主要为天主教徒）和联合主义者（主要是新教徒）之间暴力冲突不断,试图用政治手段实现和平的谈判过程进展缓慢,阻碍重重.在谈到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时,麦凯恩说,女性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最早走上街头的是妇女,是母亲,“她们受够了打打杀杀,呼吁‘别再戕害我的孩子’”,那一刹那,我听见了《玛利亚的自白》的回响,当得知儿子耶稣的死是为了救赎整个世界时,这位母亲脱口而出“那不值得”.虽然北爱尔兰百年的流血厮杀已成历史,但人肉炸弹、自杀性袭击,这类为了某项崇高事业而献身的暴力悲剧至今依在,在世界的多个角落,仍然有眼看孩子去送死的母亲.《玛利亚的自白》,通过对宗教故事的复述,道出的是当代母亲悲痛或怀疑的隐匿心声.
这份意外的收获,像无形中的缘分,两本书的巧遇或碰撞,点燃了我想翻译《飞越大西洋》的渴望.
第一次接触麦凯恩,是阅读他的成名作《转吧,这伟大的世界》,一位纽约作家写纽约的灾难和伤痛,典型而顺理成章.可逆着时间脉络认识了他先前的作品后,我却发现,麦凯恩是一位很难让人用国籍、时空或题材类型来归类的小说家,他写过爱尔兰移民,写过纽约地铁站里的流浪汉,写过上世纪知名的芭蕾舞蹈家鲁道夫·纽瑞耶夫和吉普赛女诗人Papusza,并且是以虚构的方式来叙述这两位真实的历史人物.在阅读小说时,我们习惯性地预设那是想象的产物,是编造的,虚构的,可麦凯恩却试图打破我们的这一成见,让我们在他的小说里分不清真假虚实,从而体会一种比事实更真实的真.《飞越大西洋》是他在这条创作路上走得最远的作品.
和以往仅围绕一个历史人物展开的布局不同,《飞越大西洋》包含了三组在历史上垂名的真人真事：1919年,英国飞行员阿尔科克和布朗实现了人类第一次飞越大西洋的壮举；美国废奴运动的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于1845年访问爱尔兰,为推翻奴隶制募款；1998年,美国参议员乔治·米切尔受命,去北爱尔兰主持和平谈判.在这三趟从北美大陆前往爱尔兰的旅程中,麦凯恩虚构了四位女性穿插其中,她们分别是：受道格拉斯反抗精神鼓舞的爱尔兰女仆莉莉,在大饥荒期间,毅然离开主人家,去美国追寻新生活；在加拿大采访第一次横跨大西洋飞行的母女记者艾米丽和洛蒂；在和谈大门外和米切尔参议员有过几面之缘的北爱尔兰老妇洛蒂及其女儿汉娜.
在小说的第二部里,麦凯恩用同样三个章节,分别讲述莉莉、艾米丽和洛蒂的故事,和第一部里的三次历史事件构成形式上的呼应,并揭示出她们实际是三代人的亲缘关系.那给人的第一印象兴许是麦凯恩通过虚构的人物设置巧合,串联起三个独立的历史事件,描绘出一幅横跨两块大陆、三个世纪的恢弘画卷.
诚如麦凯恩首度尝试此类小说写法的作品《舞者》,虽然他曾在采访中阐述,他选择鲁道夫·纽瑞耶夫作为故事的主角,因为他想创作一部真正国际化的小说,而纽瑞耶夫的经历,“出生于共产主义的俄国,死在 的西方”,“他的一生浓缩了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他对纽瑞耶夫本人兴趣不大,他写《舞者》,也不是为了用小说的形式再现这位传奇舞蹈家的人生.他真正着眼的是纽瑞耶夫身边的小人物,启蒙老师、鞋匠、管家、童仆、士兵、护士等用小说为他们在历史里画像.不过老实讲,这次尝试并不十分成功,虽然那些小人物的确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但耀眼的纽瑞耶夫似乎始终居于舞台的 ,或者说,麦凯恩把纽瑞耶夫写得太迷人了.
但《飞越大西洋》给我的感受不同.在第二遍、第三遍的阅读和翻译过程中,布朗、道格拉斯、米切尔,这些在历史记录里有名有姓的大人物,逐渐退到背景中,变成穿针引线的媒介,由莉莉、艾米丽、洛蒂和汉娜组成的一个爱尔兰家族的百年历史,仿佛才成了小说真正欲传达的故事主体.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将这部作品视为一扇折叠的屏风,名垂青史的真人真事和我们通常观念中实际不存在的小说人物并置,不分主次轻重,使我们难以不去思考,究竟什么是真实?本质为虚构的小说真的仅是空幻而已吗?
“历史里没有真正的无名氏”,赋予小人物在历史中发声的机会,这是麦凯恩自《舞者》以来创作小说的宗旨,而《飞越大西洋》堪称完美实现这一目标的巅峰之作.除了前所未有的时空广度以外,有别于《舞者》、《佐利姑娘》和《转吧,这伟大的世界》里令人目眩的多声部叙事,《飞越大西洋》的前两部坚持单一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直至尾声,麦凯恩笔锋一转,将叙述者变成了汉娜——家族的第四代女性,在北爱尔兰 期间失去了唯一的儿子——改用第一人称,“我不得不承认,很有可能,我提笔书写的原因恰是由于我没有后人可以让我讲述这个故事.”这句夹在段落里、可能不起眼的内心独白,为小说增添了一层后设意味.“这个故事”可以只指尾声里汉娜本人的故事,但我更倾向认为,那指的是从她的曾外祖母莉莉开始的故事,即整部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讲,《飞越大西洋》不再像是一部由小说家麦凯恩替小人物发言的作品,小说的真实和虚构变得更发人深思,同时,一部按母系血统而传承记载的家族史,和三段皆以男性为英雄的历史篇章,形成的对照也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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