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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忆论文参考文献：
对古埃及文明了解甚少,没有亲眼见过的金字塔,以及在域外的数家博物馆看到过的古埃及的大量文物,只给我留下了一个强烈的印象：古埃及人活着的时候,似乎全部劲头都用来思考和应对死亡了.前些时来华讲学的德国知名埃及学家、文化记忆理论的奠基者扬 ·阿斯曼（Jan Assman）的一席话,倒似乎是印证了这一点.在阿斯曼看来,古埃及人全部活动的中心议题,归纳起来无外乎两个： “如何得到后人永久的回忆 ”和“以什么样的形式记忆先人 ”.
死亡让所有的生命,不断地成为过去.寻常情况下,过往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难免坠入忘川.正像济慈的诗句所云：“人的一生,不过是把名字写在水上.”被人遗忘是自然的,被后人的记忆所眷顾,反而是特殊的和异常的.可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想要被别人想起、被后人记住,又仿佛是人心中最常见不过而近乎 一样顽固的愿望.在中国,要按《吕氏春秋》的说法,夏禹的时代,就开始了 “功绩铭乎金石 ”的传统.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从神庙到墓地,从城市到山间,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碑铭,要让自身的成就在后人的记忆中获得永恒的存在.
近年来,历史记忆、社会记忆、文化记忆这样一些概念,在学界和更加宽泛的文化生活中成为热点.在历史学界内,甚至有人称之为 “记忆的转向 ”.这一现象的出现,和“自下而上的史学 ”的兴起颇有关联.历史学开始更多地关注普通人在过往生活中的经历,
关心他们吃什么样的食物,他们的穿着如何,他们日常活动的范围、彼此交往的方式,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怎么看待性和死亡.一句话,历史学开始重视人们生活在某个特定的过去是什么样的情形.尽管史学观念的变化,大大拓宽了史料的范围,绘画、墓志、账本、教会名册、法庭审判记录等等,都成了史家搜罗考察的对象.但过往历史上,更有能力和机会留下自己活动的各种痕迹的,毕竟不会是 “沉默的大多数 ”,比之精英而言,要追索民众的过去,终究还是更多史料不足的缺憾.可是,如果探究的对象是距今未远的时代,不就有着当事人对其经历的鲜活记忆可以凭借了吗?“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的口述史（oral history）,就是由此发展起来的.
常识上,我们总觉得,人们对于自己过往的经历,固然也有 “事如春梦了无痕 ”的情形,但是,它们一旦进入了人们的记忆,就得到了保存.记忆的内容就仿佛储存在仓库里的物品.虽然难免会有磨损甚至朽烂,但不管怎样,人们的记忆总是或多或少地保存了过去的真相.当然,如果你想从记忆中知道过去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你对于人们的记忆需要保持警惕.可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史学家法和史家技艺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对文字史料的勘定稽核.文字史料和记忆,不也一样要经受史家的考验和拣选吗?
最早从事口述史的人们,大致就有着这样的期待：过去的经历就尘封在采访对象的脑海深处,等待着被人唤醒.可是,几乎是在同样的时间,不同领域不同国度的口述史的实践者们,都发现了同样的现象,让人们很难再继续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记忆.人们发现,即便是在没有理由怀疑受访者主观用心的情形下,也可能出现各种各样出人意料的情形.有的时候,受访者会把他在事后才可能得知的信息,掺杂到自己对特定往事的回忆之中.有的时候,受访者把自己不同时段不同经历中的各种元素,重新组装成了一桩实际并未发生的事情.脑科学和心理学对记忆的研究,更多地揭示了记忆作为人们应对当下的工具的一面.口述史的实践也似乎印证了这一点.人们往往在对往事的讲述中,有意无意地抬高自己的地位,过度强调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常常把自己解释得清白无辜,而让别人承担更大的责任.而且,就同一件事情采访同一个当事人时,不同的询问方式或者不同的采访时间,都会导致不同版本的回忆.
一个有趣的事例,出现在意大利学者波特利（Alessandro Portelli）的研究中.一九四九年,意大利一家钢铁厂的一名工人,在参加反对意大利加入北约的游行 活动时,在冲突中被 枪杀.可是在二十年后波特利对诸多亲历者的采访中,很多人把此事记错了,将事情发生的背景,记成了是在一九五三年反对资本家解雇和开除工人的 活动中.美国心理学家奈瑟（Ulric Neisser）则专门研究了 “水门事件 ”后尼克松身边白宫工作人员狄恩（John Dean）在参议院做证会等场合提供的证言.和别的研究相比,奈瑟的研究有着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狄恩所回忆的诸多场景,都有着当时留存下来的录音带可供比对.两相对照,很容易发现,狄恩的证言,常常会把事后甚至是 “水门事件 ”成为公众关注的丑闻后才可能得知的信息,合并到他对当时发生的事情的记忆中,也经常把本来处于边缘位置的自己的作用加以放大.记忆如此靠不住,让我们想要从中找寻过往真相的企图大打折扣,当然让人沮丧.可是,事情还有另一面.比如,波特利就发现,比起把枪杀事件和北约联系起来,工人和资本家、和作为资本家 人的国家的对抗,对受访者来说,才是更加广泛、更有意义的经历,也更能把他们战后的经历解说为融贯的一体.人们对往事的记忆会受到当下的影响,要服务于当下的需要.波特利得出的结论就是,口述史料告诉我们的,不仅是人们做了什么,而且还有他们想要做什么,他们相信自己在做什么,以及现在他们认为自己做了什么.美国犹太裔历史学家彼得 ·诺维克（Peter Novick）对有关大屠杀的历史记忆的研究,也很可佐证这一点.
诺维克曾经写过《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和美国历史学界》那样一部精彩纷呈的史学史著作,他另外一部著作《美国生活中的大屠杀》（此书的欧洲版另有一个书名《大屠杀和集体记忆》）也堪称才华横溢之作.大屠杀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半段,可是纽伦堡审判结束之后,战后很长时期,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欧美其他国家,大屠杀很少被人提及,有关大屠杀的记忆,在施害者、受难者、旁观者那里似乎都被湮没了.我自己去年听过一位研究大屠杀的法国犹太裔女学者的讲演,她就谈到,自己的亲人中有不止一位大屠杀的遇难者,可在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她从来没有听到自己的父母说起过这个话题.大屠杀成为热点问题,有关大屠杀的纪念馆、各种形式的纪念物、电影、图书大量出现,见证者的言说被人采集和倾听,这一现象,主要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美国发生的.诺维克的著作想要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对大屠杀的记忆成为热潮,为何是在 “此时 ”—距离大屠杀的发生已经四十余年,在亲历者已经风烛残年日渐稀少之时?为何是在 “此地 ”—不是在大屠杀发生地的大洋彼岸的欧洲,而是在美国（犹太人占美国人口总数不过百分之二左右,其中和大屠杀有直接关联者更是为数甚少）?粗略说起来,对于有关大屠杀的记忆在 “二战 ”之后沉寂多年,诺维克提供的解释因素和别人并无太大分别：“二战 ”结束不久,分裂的东西德分别成为冷战中两大敌对阵营中的成员,国际政治的格局让大屠杀的话题变得不合时宜了；精神分析学说让我们知道,人们总是倾向于压抑难以承受的创伤记忆；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对于自身遭遇的屈辱感,让他们觉得难以启齿等等.但诺维克对后来的大屠杀热潮的解说,倒是引起了犹太人群体的反弹和愤怒.在他看来,以华盛顿的大屠杀纪念馆、波士顿等地的大屠杀纪念碑、众多的纪录片和音像材料所象征着的这个热潮,原因当然很复杂.比如,从前的美国文化向来是崇拜西部牛仔一般的英雄硬汉的,可后来有一种将社会政治劫难的受难者在道德上纯洁化、偶像化的受难者文化（victim culture）逐渐得势,这就使得大屠杀受难者的形象,不再具有让人尴尬或者产生耻辱感的成分了.诺维克更加强调的是,此时的美国,犹太人的社会政治影响力前所未有地强大的同时,犹太人群体的身份认同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离开故土,离散了两千年的犹太人,是靠着对自己的宗教和文化传统的顽强依附,靠着自己的血缘纽带,才维系了犹太民族的身份认同的.而如今,宗教和文化传统在日益世俗化的社会中,越来越难以充当有效维系犹太人群体的因素；十九世纪以来曾经激励过众多犹太人的犹太复国主义梦想,在以色列建国以后也不复具备它从前的功能；越来越普遍的和异族的通婚,使得犹太民族的血统也越来越混杂.这一切不免让一些犹太人忧心忡忡,到了担心犹太民族会最终融化消失、让希特勒功成于身后（posthumous victory）的地步.在诺维克看来,犹太教信仰、犹太文化特征和犹太复国主义,都无法支撑当下的美国犹太人群体的身份认同.这个时候,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是,如果不是他们的曾祖父母、祖父母、他们的上一辈移民美国的话,他们就会同样经受欧洲犹太人的命运.“这就成了那个不断被重复而在经验上又相当可疑的口号 ‘我们是一体 ’的历史基础.”在诺维克看来,对大屠杀的历史记忆成为美国生活中的热潮,是因为它成了二十世纪后期美国犹太人身份认同的唯一共同指标,而且,这样造就的历史记忆未必对美国犹太人群体、对以色列就有利.可以想见,诺维克这样的论点,当然会在犹太人群体中引起轩然大波,足以让他被有的人视作犹太人内部的叛卖者.诺维克的论点未必就能被很多人完全接受,但他却有力地表明,记忆和当下的相关性,不亚于它和过去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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