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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汉译价值论文参考文献：
晚清以来,西力东渐,西方文化思想的著作也大量译成中文,最著名的如严复和林纾的译著,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界和文学界,使得中国文化的思维脉络为之丕变.除了西方思想经典、文学和实证科学著作的翻译,以实证方法系统化探讨中国文史的域外汉学,也对中国学术思想界产生了莫大冲击,改变了中国学术的著述方法和取向.
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是按“经史子集”四库分类的,以儒家意识形态的经学为文化知识的砥柱,以史学为贯串历史经验的殷鉴,至于子部和集部,则是作为保存文献、扩大知识面的附带知识,可以耽情冥想,可以悠游玩赏,却都是边缘化的知识,无关圣教的弘扬,无关文化精髓的宏旨.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现代学术体系,在知识分类上,和中国传统大相径庭,讲究系统分科,不同知识领域各有其客观存在的价值,有其相对独立的目的和标准.日本知识界在明治维新以来,鉴于东方文明落后于西方的船坚炮利,率先效法西方,在追求“文明开化”、“脱亚入欧”的过程中,为日本学术发展循着现代西方的体例,建立了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商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医学、农学、工程学、植物学、动物学等等新型学科,企图和西方学术齐头并进,从而影响了中国近代学术体系的发展.
“近代海外汉学经典丛刊”选印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版的汉学译著百种,分为三大类：“历史文化和中国社会经济”、“语言文学和古典文献”、“中外交通及边疆史”,反映民国时期学术界重视西方及日本汉学研究的成果,借助他山之石,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意义,特别是开拓了传统学术忽略的领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学者如蔡元培、胡适都提倡“整理国故”,以理性实证的方法,对中国文化传统做出系统化的研究,是和这些汉学译著相辅相成的.这些译著除了介绍域外汉学的成果,还引进了崭新的学术研究方法和视角,有助于梳理中国文化传统的脉络,重新整合知识结构和学术体系.虽然这些学术著作不是中国学者的成就,无法纳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史学术的主脉,但是从中文译本的影响而言,起码也应当视为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支脉或潜流,不容忽视.可惜的是,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因为两岸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些汉学译著,除了部分因王云五重新入主台湾商务印书馆,而得以在台湾做了少量的重印,在大陆的出版界,则完全受到遗忘,甚至在许多新成立的大学图书馆中也不见踪影.我们搜集了上百部尘封的汉学译著,呈现给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学术界,一方面是为了铭记前人为推展学术而做出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醒新常态时期的学人,学术发展有其历史累积的脉络,可以从中汲取历史经验,温故而知新.
说到“温故知新”和这批早期汉学译著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以见翻译域外汉学如何反映了时代精神,为融汇东西方学术思维,重新阐释中国文化传承,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一是域外汉学的研究对象,以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为主,属于中西文化碰撞期间兴起的“国学”范畴,和五四新文化人物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若合符节.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并赋予新的学术意义,是清末民初知识精英念兹在兹的心结.历史发展走到一个环节,时代的狂风扬起了批判传统的大旗,风中的英雄帮着推波助澜,却又无时或忘自己民族文化主体的未来,纠缠于“传统”能否“现代”的困境.域外汉学的出现,以西方实证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综合东西方各种语言文字材料,扩大了研究国学的眼界,即使无法打开中国文化传统是否走到尽头的心结,至少是提供了一个解惑的方向,在大雾弥漫的夜晚,看到了依稀渺茫的星光.
二是翻译域外汉学,有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吊诡作用,逐渐化解了中国文化思维中的自大心理和封闭心态,让唯我独尊的国粹基本教义派解除武装到牙齿的盔甲,转而吸收并接受西方实证研究的学风.民国期间新式教育制度的推行、学术体系的变化、大学学术专业的创建,具体到北京大学国学门的成立、 研究院规划历史、语言、考古的研究领域,都和翻译域外汉学背后的旨意是息息相关的.因此,重新阅览这批民国期间的汉学译著,对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学人来说,温故而知新,不但可以窥知民国学人追求新知的心理状态,也会刺激吾人反思,认真思考学术研究方法和中国学术发展的前景,更进一步,探索文化传统的重新阐释和新知介入的关系.知识体系的变化当然和传统的重新阐释有关,是外因的影响大呢,还是内因变化的成分居多?
《论语·为政》记载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历代解经,对这个“为师”的道理,有两种相近似但又取向不同的解释.朱熹《四书集注》说：“故者,旧所闻.新者,今所得.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故可以为人师.若夫记问之学,则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学记》讥其不足以为人师,正和此意互相发也.”虽然朱熹把知识分为“旧所闻”和“新所得”,强调的却是“学而时习之”,从中生发新的心得,也就是从诠释旧典中得到新知.这个说法和朱熹在鹅湖之会以后,作诗唱和,写给陆九渊的诗句,“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异曲同工,是一个意思,万变不离其宗,旧学和新知是同一个脉络的知识学理.
然而,有些朱熹之前的经学家,解释“温故知新”,却有不同的取向.皇侃《论语义疏》就说：“故,谓所学已得之事也.所学已得者则温燖之不使忘失,此是月无忘其所能也.新,谓即时所学新得者也.知新,谓日知其所亡也.若学能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此乃可为人师也.”皇侃明确说到,“故”指的是过去所学的知识,而“新”则指的是新近学到的知识,新旧结合,相互发明,就可以“为人师”了.邢昺《论语注疏》循着皇侃的思路,也说：“言旧所学得者,温寻使不忘,是温故也.素所未知,学使知之,是知新也.既温寻故者,又知新者,则可以为人师也.”这里讲的“素所未知”,就不只是研读旧学,有了新的体会,从过去的传统中发展出的“新知”,而是从来没听过、没想过的新学问了.这种“素所未知”的新学问,结合“旧所闻”,对习以为常的知识框架,就会产生巨大的冲击,而出现飞跃性的结构变化.知识内容或许大体沿袭传统,知识结构却得以重新整合,出现崭新的认知系统,重新审视自己文化传统的意义,打开文化传承的新局面.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汉学译作,就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促使中国学者放弃自我中心的文化态度,从各种不同侧面,探知中国历史文化的光谱,以域外（或是全球）的角度观测中国传统,摇动了文化的万花筒,看到七彩缤纷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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