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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07年至今,《民族文学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等专栏讨论文章和连续几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上学者们的“众说纷纭”.以相对集中的形式就“构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综合分析上述研讨中的内在思维理路,借此追问“我们何以要深入探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以期对此问题的讨论有所小结和相应推进.
关键词：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和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言
《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开始设立专栏,就“构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问题展开讨论,至2008年第2期,关纪新、徐新建、刘亚虎等学者相继发表了各有偏重的探索性文章.其间,2007年11月,在西南民族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上,赵毅衡、梁庭望、汤晓青、王一燕、李怡、阿库乌雾等众多海内外、各族群的参会学者和作家亦对这一议题进行了多向度地阐发.另外,《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亦加入到此次大讨论中来,2008年第3期发表了关纪新、李晓峰、罗宗宇的三篇专项讨论文章.从内容上看,诸位学者已有的讨论涉及到对此命题的源起和含义的追问,对此命题的诉求、践行的可行性路径和困境进行省察,以及在此命题引领下所进行的个案研究等等.本文拟通过综合分析上述研讨中的内在思维理路,借此追问“我们何以要深入探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以期对相关讨论有所小结和相应推进.
一、追溯命题源起
2007年,学界提出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进行专项讨论实非偶然,它不是一个横空出世的逻辑命题,亦非学者们的突发奇想,事实上,正是外在情境的催生和内在学理的使然促成了这一命题的出场,并使得研讨这一命题成为可能.
2004年至2006年,“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在前三届研讨中,已经对“中华”、“文学”、“多民族”、“史观”等关键词有所涉及,这为后来创设“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专项讨论提供了一个外在的促生性契机.另外,邓敏文1995年出版的专著《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杨义于2005年发表的题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和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的文章等诸如此类的先期著述均对此次集中讨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有着重要的铺垫性和导引性作用.
而这一命题得以提出并获得广泛讨论的最重要动因还在于内在学理的使然,总体上看,这种内在学理性引领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重写中国文学史”的实践拓展和理论思索是提出此命题的内在激发性动因.近年来,学界诸多学者在进行“重写中国文学史”如火如荼的讨论和实践之时,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对以往未被重视的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整体中的地位、作用、价值等的考量,而诸如此类新的文学史元素的涌入,就必然要求以新的视野和新的理论框架对之加以审视,这样,对新的文学史观的讨论和思考就势在必行.
第二,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学学说及其“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和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方针,为中华多民族文学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视界,从而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探讨提供了一种打量的框架和一种新的思考范式,亦可将之视为此命题得以出场的方法论动因.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中,费老从时空两个维度进入,考察并阐述了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如何通过民族自觉成为了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这一事像.费老的这一洞见以及他的十六字方针为学者讨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提供了深厚的人文关怀的情感因素和内在的学理支撑.关纪新在《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一文中,率先指出并着重阐发了费老“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学理论创见之于构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重要理论基石性意义和方法论指引.
第三,20世纪末叶以来的知识学反思浪潮作为一种认识论动因,为此命题的提出和思考提供了新的参照系和打量的可能路径.为了洞察人类存在历史和文化表述的复杂性,我们亟需对此前诸规则、诸观念的合法性加以检测,而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讨论,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几重追索和检测的可能性：为直观层垒错置之历史文化存在的生成机制提供可能性；同时,它使得在历史的纵深处、在共时的语法结构中对诸多概念(如“文学”、“民族”、“中华”等)的理解获得一种新的可能性.总体上说,对这一命题的讨论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可以使事像在旧有表述的遮蔽之后获得一种敞显的可能；使得对事像加以强调和敞显的旧有表述获得一种新型解释的空间；另外,它为事像在新型表述下的敞显和遮蔽赢得多样理解的可能.
二、分析命题含义
对这一命题的理解必得先从它所包含的每一个关键词人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可以以多种方式拆分和重组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多民族”—“多文学”—“多史”—“多观”；“多民族史”—“多文学史”；“多民族观”—“多文学观”—“多史观”；“多民族史观”—“多文学史观”.这些拆分和重组不是文字游戏,其每一次拆分和组合的背后无不潜藏着对这一命题进行分层式的深入理解.徐新建高度重视这种概念意涵的厘析.他在文章中指出,此命题所关涉的“中国”具有“结构性”和“过程性”的政治、文化内涵；它所关涉的“多民族”内蕴着对象的开放、主体的多元和整体观的融筑等问题；它所关涉的特定时空内的“文学”具有多元共生的特征,等等.
下面,笔者试结合学者们的前期讨论成果来析解此命题中具有统摄或*意义的几个关键词：
(一)中华：“中华”又可拆分为“中国”和“华夏”.李晓峰在《多民族文学：中国文学史观的缺失》一文中,从历时性角度着眼,着重对“中国”二字的意涵在其所指范围的层面上进行了追溯,他认为“中国”一词经历了由小到大的扩展过程：京师一中原地区一国内一诸夏族居住的地区.进而,他从宏观上强调“中国”因意指民族上以汉族为中心,文化偏重上以汉民族文化为正统,从而对中国多民族文学事实进行了遮蔽.徐新建则从共时和历时两个向度上出发,指出：“中国”的内涵同时包括“结构性”和“过程性”两个层面.在其文章和会议发言中,他具体表明了在共时层面上,“中国”更多地被胡适等学者表述为“华夏文明”；而在历时层面,“中国”由民国开始逐步指代“民族一国家”,这和之前的它所指涉的“王朝体系”和“帝国模式”等有所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史被理解为“国别文学史”还是诸如帝国叙事、王朝循环观表征、绵延或阻滞的文明写照等别种样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中国”内含的界定.
事实上,“中华”这一能指本身包蕴了族群、国家、地域、文明、历史书写等多重复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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