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非经济因素分析,本文是一篇关于中等收入陷阱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中等收入陷阱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 新兴经济体要实现在更高水平上保持良好运行,不仅是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还需深入把握各种复杂的相关因素,特别是系统性创新和社会性因素；经济增长越向更高层次迈进,其运行过程越是具有复杂性、交错性和关联性,只有深入到社会动力系统的关键领域,持续推进制度改革和提升制度绩效、推进教育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开发、缩小贫富差距、培育社会资本和增强文化“软实力”等,才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取得实质性突破.对于时下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努力使贫困人口尽快脱贫的同时,在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基础上,应加快发展中高等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尤其是尽快提升创新能力,从治理角度,则应深化改革,推进治理现代化,释放更多制度红利.
[关键词] 中等收入陷阱；非经济因素；中国式跨越；创新能力；公共治理；“福利陷阱”
[中图分类号] F0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10-0058-15
“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永远无法打破的魔咒,关键是要*那些妨碍经济变革和可持续发展的非经济因素.本文主要围绕几个基础性的非经济因素展开理论和实证分析,从中探索实现“中国式跨越”的可行路径.
一、为什么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非经济因素的作用会日益凸显?
关注经济增长的非经济因素,决不是要忽视经济活动本身的特定事实,而是强调经济体要实现在更高水平上保持良好运行,需要深入把握嵌含于其中的各种复杂的相关因素.实践证明,经济增长越向更高层次迈进,其运行过程越是具有复杂性、交错性和关联性,特别是经济和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和法律、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关联度就越高.因此,一个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由于各类关联因素的相互制约,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始终是艰难的.
在19世纪以前,处于农业社会的各国人均收入差距均不明显,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和增长方式比较简单.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各国人均收入差距开始逐渐扩大,所依赖的增长动力和积累要素表现得愈发复杂.许多经济学家都曾经预言过,在最近100年里,世界经济总体趋势会不断增长,但由于各国人均收入差距拉大,所以中等收入国家的数目必须减少.根据世界银行的相关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一些具有赶超潜力的经济体中,最终只有13个经济体进入了高收入阶段,其中8个来自西欧周边国家,另外就是亚洲的“四小龙”和日本.目前,全球大约90%的中等收入经济体都还没有进入高收入群体.
为了探究出现这种境况的原因,自2006年开始,世界银行在有关东亚经济发展的报告中使用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用以表述此类经济体在增长中出现的长期停滞状态,并得出结论——“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在近十多年来,对此说法,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如罗伯特·巴罗和阿玛蒂亚·森等经济学家就不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已成为政策讨论中不可忽略的议题.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标准,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介于1045美元至4125美元之间为下中等收入国家,在4126美元至12735美元之间为上中等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相关统计数据,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的48个经济体中,有20个已受困其中达16年,有些甚至长达四五十年之久,未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真正在20年内实现由中等偏下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只有前面提到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问题是如何分析产生这种经济发展现象的主要因素,从中得出哪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呢?
长期以来,经济理论主要关注经济活动的三个领域,即和特定市场的运行（如劳动市场、商品市场及金融市场）相关的,称之为“微观经济学”；和整个经济运行相关的,称之为“宏观经济学”；和世界市场运行相关的,称之为“贸易理论”.这些理论涉及的各类范畴就是经济的基本因素.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许多经济学家把投资拉动和贸易看作经济增长的“引擎”,强调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是促进增长的主要力量,被放在了经济增长分析的中心位置,而技術变化等因素最初仅被看作是一个外生的过程,也就是处于经济激励影响之外的一个过程.然而,许多经济体发展的实践证明,光靠投资、土地、贸易、能源资源禀赋和廉价劳动力驱动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且这种状况下,经济难以向高生产率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变.因此,一些经济学家基于对影响投入和产出关系的一系列特征的深入研究,使用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缩写为TFP）来度量和分析经济增长问题.在这里,全要素指的是产量和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若用计算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之内的效率方式,就是把用于生产的资本、劳动力、科技以及政府政策的改进等所有相关投入要素综合考虑在一起.如科伦诺和罗德里格斯等把工人平均收入的跨国差别分解为几个部分,分别归因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差别,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差别能够解释工人平均收入增长率跨国差别的大约60%,甚至80%到90%,特别指出了技术进步必然带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这一规律.然而,需要理解的是,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各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别呢?以往传统经济学对所谓的政治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等非经济因素敬而远之,因为这些因素不容易准确量化,也难以建立可信度高的计量分析模型.
进入21世纪以后,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探讨传统经济学关注的重点之外的问题,比如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E·赫尔普曼所著《经济增长的秘密》一书,就深入到不平等、制度和政治领域,试图回答为什么不同国家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差异之大和不同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的不同等问题.他认为：“最近涌现出的有关制度和政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大量研究明确显示出这些社会结构要素的重要性.”如果追溯得更早一些,在当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当中,也有致力于将经济学理论拓展到传统意义上非经济领域的,比如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和乔治梅森大学的詹姆斯·布坎南,他们认为,倡导经济学不应局限于一个特定主题如金钱或财富的研究,而要应用到更为广泛的人类行为之中,如政治、官僚行为、 、家庭以及生育率变化等.有的学者还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问题在于忽略了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基础因素,19世纪以后“经济学”取代了“政治经济学”,将经济活动简化为功利最大化的“经济人”理性计算,恰恰反映了该学科核心内容的局限,在分析预测经济大事变时失去预见力.
结论：关于中等收入陷阱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12个跨过中等收入国家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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