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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不仅涉及器物、制度的因素,更需要得到文化上的支撑和支持.而挖掘、整理固有的文化传统及因素,是整合、协调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的必然要求.许多问题必须从文化层面上来考虑并借此解决.而华北人民政府的法治传统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重要的法律文化借鉴.法治不仅仅是形成,而且也是固化工作成果的重要路径.法治化要求所有的决策、执行过程都必须要有所依循,而不可临机触发、朝令夕改.法治理应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重要的核心命题,也是枢纽性的着力点.
[关键词] 京津冀；协同发展；法律文化；华北人民政府；法治
[作者简介] 黄东海（1972—）,男,江西九江人,法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法律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律史、民商法律文化.
赵兰锋（1993—）,男,山东临沂人,北京邮电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商法.
[中图分类号] D92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98X（2017）09-0066-06 [收稿日期] 2017-05-29
在法律史法律文化研究中,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个惯习——即注重经验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归纳,却鄙薄学者对于宏大叙事和理论的探求,讥之为“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这样一个学术潮流,固然是对“ ”以来“影射史学”的重要反拨,是“拨乱反正”.但近年来法律史研究中对此日趋严重的“矫枉过正”现象,也应该引起注意,并予以调整和纠正.乾嘉以来,学界对于史料考据极为重视,对于归纳法的崇拜有些过分了,而对演绎法无形中排斥.这样的后果,就是史学界的思辨能力和理论思维能力受到了减损.因为知识爆炸的今天,知识的产出以惊人的速度进行,不可能必待感性资料达到绝对饱和才能做出结论、发出议论,否则科学就中止了.[1]（P73）发议论也有其价值,尤其是对于一些重大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学者不应该困守书斋,必待所有条件都具备才能发表意见和建议,那不仅不现实也不可能.而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样重大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法律学者尤其是法律史和法律文化学者的意见和建议不能缺席.
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牵涉方方面面,不仅涉及器物、制度的因素,更需要得到文化上的支撑和支持.而挖掘、整理固有的文化传统及因素,是整合、协调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的必然要求.事实上,京津冀的文化联系和互动是客观存在,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当前,构成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重要文化影响的文化形态,当然也是这些文化发展所塑造、改变和成就的.具体而言,明清以来,尤其是现代以来的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更其明显.同时,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进展,也面临着许多难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仅靠制度和器物所能办的,而是必须从文化层面上来考虑并借此解决.作者认为,当下解决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借重并阐扬相关的法律文化因素,有可能是一个核心和枢纽性的解决思路.
一、拘囿或支持：京津冀文化的源流和面向
在京津冀区域的文化的因素中,一方面有传统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格,另一方面又有燕赵之地的特殊面向,当然也更有三地之间的博弈、互动和协调.
从文化形态来说,京津冀的文化源流大致可以追溯到燕赵文化.作为地域概念的广义“燕赵”,是指北起阴山南麓,南达黄河,西至太行山,东临渤海,包括今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中南部及山西北部、山东、河南的部分地区.[2]（P2）
燕,周王时受封而建,大致在今天的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而赵地,相较于燕地,自然条件则稍显优越.赵国大概在今天山西的北部和中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包括华北平原北部、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部分地区.燕赵地处我国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过渡地带,自然条件并不优越,但也不是绝对不能生存.其人落后而又奋争,卑弱而又顽强.农耕人吃苦肯干,勤勉质朴,性情温和；游牧人逐水草而居,以马背为家,性格粗犷、豪放、强悍.虽然也有人著文认为“燕赵自古通海外”,[3]但是不可否认燕赵文化的早期因素还是以陆地和农牧为主要基轴的.
地处于和北方游牧民族融合的前沿,又在两种生活方式的交会地,燕赵之地一方面民风剽悍,尚武好斗,很早就有了“悲歌慷慨”“好气任侠”的风气,一直传承到现代；另一方面,则包容开放,能够接受新生事物,“胡服骑射”就是典型例证.
燕赵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具备南北交融交会的基本特征,又和北京长期作为首都的政治文化相联系.根据杜荣泉等的研究,燕赵文化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平原农耕经济文化和草原畜牧经济文化的互相汇合；二是汉族文化和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三是处于全国中心地位的京都文化和地域文化相结合.而这三者又都统一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渗透.[4]（P13）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燕赵文化逐渐发展而演变形成京津冀文化,存在着三种重要的文化面向：
一是以北京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和首都文化.政治生态和政治文化是影响甚至形塑地域文化性格的重要方面.元代定都北京,为北京的政治核心地位奠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基础.也因此逐渐形成以北京为中心,并主导和引领天津河北经济社会政策法律的局面,一直延续至今.某种程度上,直接造成了政治权力畸重,并左右社会经济利益分配的格局.实际上,这也成为导致今天京津冀经济社会协同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文化阻碍因素.
天津、河北地区则是承接 政令的最先接收地,是配合北京政治权力政治安排的最近的地方力量,作为最接近权力中心的地方,能够清晰地感知到 政府的一举一动,却又不免为此付出大量的资源,并有可能忽略甚至牺牲了自己独立的经济社会利益.
二是以天津为代表的近代商业文化面向.京津冀地区商业文化底蕴厚重.北京的京商文化,天津的卫派商业文化,河北的冀商文化,[5]各具特色.京商文化有着一种“贵气”和“官气”,这直接和前述的政治文化和首都文化相联系；而卫派商业文化则既有传統商业的特点,又受到租界外来思想的影响.近代以来,列强开埠开辟租界,清廷的洋务运动也在天津展开“试点”.大量西方器物、思想、制度来袭,卫派商业文化呈现出中西结合、兼容并包的特色.
结论：关于本文可作为法律文化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法律文化的概念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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