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中的曾树生形象,本论文为您写曾树生毕业论文范文和职称论文提供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可免费下载。
曾树生论文参考文献：
内容摘 要：曾树生是《寒夜》中的女主人公之一,作为旧社会的一个女性知识分子的形象,她有着反叛精神、乐观精神和独立人格的特质,同时她也是一个追求生活享乐、易于妥协的女性.本论文将探析曾树生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角色定位,并思考女性对自我命运的抗争和妥协.
关键词：《寒夜》曾树生反叛挣扎
巴金,五四运动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作为当代文学的巨匠,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许多杰出的著作.其创作被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1928——1941年,这一时期的创作常被誉为“青春的赞歌”,带有炽烈的感情,充满着青春的,主要代表作为《家》.而在后期,他的作品风格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改往日的热情,显得冷静和平淡,也被称为“悲剧的艺术”,主要描写小人物日常生活的悲欢离合,展现抗战时期的现实生活,主要代表作品就是《寒夜》.[1]《寒夜》中主要有三个人物：汪文宣、曾树生、汪母.而《寒夜》中曾树生的形象常拿来和《伤逝》中的子君、《玩偶之家》中的娜拉进行对比.她在夹缝中生存,身上具有现代女性精神,同时她身上的抗争和妥协精神值得当下女性引发对自我命运的思考.
一、曾树生形象的角色定位
巴金曾在谈《寒夜》中说：“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2]若以是非标准对曾树生进行判定,显然浅于表面,作为五四运动后具有反叛精神和女性独立意识的代表,曾树生的形象可以说对旧社会的女性知识分子进行了总结.第一,在汪母的眼中,曾树生是一个不符合传统标准的女性,她认为媳妇只是一个“姘头”、一个“花瓶”、一个新派女人,是一个不能跟汪文宣过苦日子的人.从婚姻的程序上,曾树生和汪文宣只是同居的关系,并不曾正式地举行结婚仪式.“哼,你配跟我比！你不過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在文中母亲用高傲和得意的神情向媳妇宣告自己婚姻的合法性.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婚姻重视礼节而轻视爱的基础,封建家庭要举行正式的婚姻礼仪才会被社会和家族认可,即：婚姻之道,谓嫁娶之礼.也将“婚”的程序称为“六礼”.这种思想在汪母心中是根深蒂固的,所以面对儿子的婚姻,她是不赞成的,尽管当时已经提倡婚姻的自主,但汪母依旧用传统观念的条条框框来设定曾树生.另一方面,汪母并不认可曾树生的工作,“说是在银行办公,却一天打扮得妖形怪状,又不是去做女招待,哪个晓得她一天办些什么公?”在传统的观念中,不自觉地把她当成花瓶,是靠自己的外在优势来赢得的工作,汪母也在文中固执表明,自己做一个老妈子也比一个花瓶好.在《寒夜》的第一章中写道：“这个五十三岁的女人,平素多忧虑,身体不太好,头发已经灰白了.她爱儿子,爱孙子,却不喜欢媳妇.”读到这里,可以感受到汪母对于曾树生的妒忌和憎恨,所以关于媳妇的出走,她在潜意识层面是欣喜的,虽然看到儿子难过,但这种嫉妒和憎恨却超越了她对于儿子的怜惜之情.汪母眼中的曾树生形象,其实也就是以传统的视角对曾树生进行定位.显然对于这样一个新派的、不守妇道、没有履行做媳妇义务的女性,曾树生被排除在传统的标准之外,而她与婆婆之间的战争,也让她感受到她那鲜活的生命在一点点消逝,她被困在生命的牢笼里,那个黑洞一样家,像寒夜般不曾给她带来一丝温暖.
第二,曾树生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女性.“那个时候我们脑子里满是理想,我们的教育事业,我们的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别于往常的女性形象.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女性也能怀揣梦想,根植于自己的理想事业,不得不说这是女性意识觉醒的一个大跨步.她有理想,也有为理想工作的勇气.她不是《莎菲女士的日记》中那个在五四浪潮中痛恨和蔑视以至于放纵自己的女性形象,也不同于鲁迅《伤逝》中子君软弱和停滞不前的形象,曾树生并不限定于旧式家庭的贤妻良母式的角色,她走出了闺中的小院,真正地和男性一样投生于社会,并期待自己能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传统女性常把自己困于闺院中,道出“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的无奈,而如今,曾树生不仅走出了闺院,还致力于自己的价值,一个社会人的价值,不只是对于自己的丈夫和家庭.相比于丈夫那种单调、平凡的日子,曾树生是不会为了生活而忍受的人.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大多数人都背负着生活给他们的十字架,让他们喘不过气来,有人选择安于现状,接受命运的安排,也有人选择逆流而上,挣脱生活的牢笼,曾树生显然属于第二种.《寒夜》里,天永远是阴沉沉的,时而下着小雨,时而雨停.读完整篇小说,给人一种冷色调的感觉,走到大门口是一个大黑洞一般的家,母亲唠叨而刻薄古板,老好人的汪文宣在家庭和工作中隐忍和敷衍,儿子小宣老成而冷静,只有曾树生,她怕黑暗、怕冷静、也怕寂寞.她是汪文宣心中的天使,灿烂的笑容、清脆的声音,给文本的阅读仿佛带来了一抹亮色.她追求光明,追求现代化的生活和现世的幸福.“现在我再没有什么理想,我活着的时候只想活得痛快一点,过的舒服一点”,这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体现,她不再是为丈夫、孩子存在,也不是家庭的附属品,她更多的是关注自身的存在和享受,她意识到自己不仅是妻子、母亲、媳妇,更是一个“人”,一个作为人该有的权利和自由.在五四运浪潮之后,《伤逝》中的子君发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呐喊[3],她的反叛精神标志着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同样在《寒夜》中她心想：“你们联在一起对付我,我也不怕,我有我的路！我要飞！”虽然有人认为这是自私和个人主义,只想到自己的享受,有悖于传统贤妻良母式的无私、伟大,但她内心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当时的年代来说是女性思想的一种进步.
二、女性命运的思考：抗争还是妥协
女性面对命运,一是抗争；二是妥协.在《寒夜》中,曾树生是一个反叛的女性,她有挣扎也有妥协.特别是在关于是否去兰州的问题上.刚开始,曾树生的态度是：等我想想看,随后她又回复陈主任：我不去了.在内心深处：她依旧爱着他的丈夫,她也舍不得这个家.但精神和物质上的困境,又让她想反抗,她也意识到自己有选择幸福的权利.试想如果继续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像汪文宣一样永远都是拖和忍受,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将更加贫困,也会引发更多的家庭矛盾.所以她说：“走了也好,这种局面横顺不能维持长久.”但当看到善良而软弱的丈夫,她又受到良心的谴责,倔强地说：“我偏不走,看你有什么办法.”在出走这个问题上,充分看出她内心的挣扎.在两难的选择中,曾树生选择了走出家庭,这是心灵上的解脱,还是一种逃避?《寒夜》中曾树生的家庭是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新型家庭,他们接受着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思想的影响和启迪,拥有个性解放的信念,在这样的文化因素的影响下,她敢于冲出牢笼,追求自己的幸福,跟以往的女性相比,她显得更加果断而又独立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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