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葆真力倡中俄建交之例证,关于免费王葆论文范文在这里免费下载与阅读,为您的王葆相关论文写作提供资料。
王葆论文参考文献：
【关键词】王葆真；中俄关系；中俄建交；20世纪10年代末至20年代初
【摘 要】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国内外困境,苏俄迫切需要恢复和中国的邦交.作为社会活动家的王葆真十分关注中俄谈判,不仅向国会提交议案,积极主张中俄建交,更在建交谈判出现反复时再递交《商榷书》,敦促北洋政府重开谈判,直至中俄正式恢复邦交.本文通过河北省博物馆*的两件文物资料,揭示了王葆真先生为中俄建交所做的努力.
2007年8月,一批近代中国著名革命活动家王葆真先生（1880-1977年）的文物入藏河北省博物馆,为近代政治史及河北籍名人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物证.其中关于中俄建交的两件文物资料,为了解王葆真先生在这一过程中所做的努力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俄国是中国最大的邻邦,中俄两国关系一直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自1689年清政府和沙皇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沙俄正式成为中国的北邻.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新生的苏俄[1] 遭遇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抵制,中国北洋政府紧随欧洲列强的脚步,也撤回驻俄公使人员,中俄断交.出于稳定周边国际形势的需要,苏俄一再向中国示好,中俄恢复邦交提上日程.王葆真坚决主张恢复和苏俄的正常友好邦交,先是在两国建交谈判开始之前,利用赈济苏俄大旱灾的机会,从民间发起俄国灾荒赈济会,以赈灾之名,行联络两国关系之实[2],继而在两国建交谈判开始之后,密切关注谈判进程,充分利用自己国会议员的身份,联络各方议员在国会上提交议案,为恢复中俄两国邦交倾尽心力.
《改善对俄外交并救济旅俄华侨建议案》（下文简称《建议案》）,纸质印刷品,装订成册.共5页,纵25.5厘米,横16厘米,边缘多处撕裂、残缺.封面竖书标题《改善对俄外交并救济旅俄华侨建议案》居中,右侧有王葆真毛笔手书“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国会时提出”.正文两面印刷（图一）.
此为王葆真1923年2月在北京国会上提交的议案.议案分析了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提出改善对俄外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剖析了目前中俄建交谈判陷入僵局的原因和解决办法,最后主张政府应积极救济旅俄华侨等.文件主要内容收入《王葆真文集》[3].
王葆真在《建议案》中首先分析了中俄建交的国际政治环境.“欧俄革命以来,各国撤退公使,虽断绝邦交所不惜.”（下文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来自《建交案》）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立即陷入孤立的国际困境,而其境内的沙皇势力远未肃清,频频和境外组织勾结活动,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苏俄迫切需要同邻国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于是苏俄政府通过一系列的倾向性政策逐步试探,主动向中国政府表示友好,以寻求中国的支持,稳定其在东亚的外部环境.1917年12月6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发表声明,表示苏俄将公布并无条件废除帝俄时期的秘密条约（其中涉及中国的有《日俄秘密协约》）.12月底,公布秘约.1918年3月19日,苏俄和中国黑龙江中东铁路警备司令张焕相达成协议,苏俄军队不侵犯中国边境,中国军队也不能赞助白俄谢米诺夫[4]势力.1918年7月4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全俄苏维埃第五届代表大会上宣称,愿放弃帝俄在华特权.1919年7月26日,苏俄政府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第一次对华宣言”）[5],再次明确表示愿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各项特权及庚子赔款,表明了希望和中国恢复友好邦交的积极态度.
而“我国外交关系,每视列强为转移.列强不承认劳俄[6],我即不敢承认劳俄”.直到1920年3月26日,中国北洋政府才正式收到由伊尔库茨克领事馆转来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法文文件[7].此时虽不敢公开承认苏俄政府为正式合法政府,但北洋政府对苏俄的态度开始出现了微妙变化.首先电示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邵恒,从3月底开始和“劳农政府代表”借“交涉依城事”[8],就“宣言文件事”两次交换了初步意见.之后又多次派员秘密接洽,如中国驻丹麦使馆秘书曹云祥和苏俄政府代表的七次会晤,驻英公使施肇基和苏俄代表的非正式会见,中国驻鄂木斯克总领事范其光和苏俄政府为时一个多月的非正式接洽等,以及张斯军事外交代表团对苏俄的非正式访问[9].
中国北洋政府对苏俄态度的改变也是迫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据和“劳农政府代表”接触的邵恒4月致外交部电称：“英国先以换俘为名和俄开始协商,旋订通商协约,等其他各国,亦争先恐后,各以所欲有者和俄接洽,以收捷足先登之利.”5月,曹云祥也致电外交部：“云祥默察大势所趋,逆料不日各国将承认俄政府.”[10]
王葆真认为此时和苏俄建交恰是时机,他在《建议案》中说：“中国虽弱,然对俄外交,尚属容易着手.俄先求和我和,我则形势较优,但能斟酌利害,从容商议,则库伦撤兵,东路[11]还付,以及不为主义之宣传等事,此皆屡经俄使表示承认,均无难迎刃而解也.”但北洋政府没能把握住这一有利时机.1920年秋,苏俄击退了各国武装干涉,又打垮白俄残余势力建立的鄂木斯克政府,国际国内局势大为改善,苏维埃政权渐趋稳固,和中国建立战略同盟关系的要求大为淡化,对华态度也发生明显转变.发表于9月27日的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就删去了第一次宣言中有关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条款,以致王葆真愤然发出“劳俄政府迭次宣言,而我政府昏聩糊涂,不知及时承认等以至坐失机会”的慨叹.
1920年8月至1923年初,苏俄及其控制的远东共和国[12]先后派出了优林[13]、阿格辽夫[14]、裴克斯[15]、越飞[16]和达夫庆[17]等5位驻华代表,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
其实面对苏俄的示好,尤其是第二次对华宣言,当时的北洋政府还是做出了一些回应.首先是在外交部专门设立了俄事研究会（后改为俄事委员会）,由前驻俄公使刘镜人任主任,负责和优林进行接洽.1920年11月30日,刘镜人和优林举行了第一次非正式会谈.1920年12月10日,任命陈广平担任驻莫斯科总领事,1921年2月5日由外交部函告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并请其“先行电致赤塔政府[18],转电劳农政府接洽为荷”,且在陈广平即将递交的“致劳农政府宣言书”中,明确提出“本国政府深盼有最早之机会,循此次宣言书中指示之程序,以和贵国直接开议也”[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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