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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新学语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 王国维虽然没有对遭遇其他语言冲击的汉字与汉语发表过多的看法,但他鲜明主张积极采用日译汉词中的“新学语”以输入新思想.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大量翻译采用双音节或三音节结构的日译汉词,由此构成汉语的“叠床架屋”的汉语造型,从语言构造内部突破了中国原有的语句结构,从而为述学文体的解放准备了语言造型.
[关键词] 王国维；新学语；“叠床架屋”的汉语造型；述学文体
[中图分类号] I206.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4）04—0073—07
近年来,北京大学陈平原先生对“述学文体”的近现代变更做过很多开拓性研究,晚清以来兴起的学术“演讲”,对外要顾及听众用耳朵接受而不是用眼睛接受的现场瞬间性,因而演讲人不能严守以满足读者视觉性的文言著述的边界.“引经据典”的现代方式也打破着文体内部的结构.“演讲”和“引经据典”的观念触发着对述学文体的继续思考.
陈平原：《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以“引经据典”为中心》,《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胡适的述学文体》（上、下）,《学术月刊》2002年第7期、第8期；《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更》,《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述学文体的近现代变革除了体式、结构的更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如果述学文体有一个由文言的述学文体向白话述学文体的转型,那么这种转型是否要求述学文体的语言造型有相应的变化呢?或者反过来说,语言造型的变化是否为述学文体转型的推手之一?而研究王国维的学人往往从其“新学语”出发直接通向新思想.极少数的学人论述新学语的语言基础,也是集中在学理思想层面,如刘泉认为：“以既有汉语字汇为现代学语的构造基础与生成机制,同时附着于讲求准确的语义新质,从而渐趋汉语的现代形态,这是符合汉语自身发展规律的认知方式.”[1]很明显,仍然侧重学理思想,对如何构造的问题语焉不详.毋庸讳言,论“新学语”无疑要重视新思想、新学理,但遗憾的是没有联系王国维的语言实践来打开新学语的语言构造空间.
一以“新学语”输入新思想
晚清民初,随着翻译的发展,大量的新名词涌入汉语,对汉语和汉语文体造成极大的冲击.“新名词”属于“外来词”的一类,而“新学语”又往往是“新名词”.“新名词”在晚清民初的学术界是比较常见的称呼,而“新学语”可能是王国维对学术新名词的独有的称呼.在晚清民初具有现代意识的著名学者中,王国维有一突出特点,他极少对汉语与其他语言进行价值上的直接评判.他的语言观表现在另外的维度上：尽管他自己的翻译、论著和诗词创作均用文言,但他强烈主张积极输入“新学语”.1905年,王国维撰写《论新学语之输入》,力主采用“新学语”.其观点主要有三：
第一,言语是思想的代表,“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新言语输入则意味着新思想的输入.他写道：
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周秦之言语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世之言语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是非独两国之言语间有广狭精粗之异焉而已.国民之性质,各有所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故其言语或繁于此而简于彼,或精于甲而疏于乙.此在文化相若之国犹然.况其稍有轩轾者乎?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2]
第二,王国维从中国学术传统的角度提倡输入新学语.中国人的思维长于实践方面,而短于理论方面,在理论上以获得具体的知识为满足.中国的战国时代,议论繁盛.而同时代的印度从声论、数论的辩论中诞生出因明学,在希腊则从诡辩派的辩论中诞生出名学,而中国惠施、公孙龙等仅仅停留在诡辩的技术层面,并没有探究论辩的法则.所以“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2]王国维由此进一步提出：中国所无的学术,其言语不足是必然的,因此输入新学语成为必要.
第三,主张输入日译汉词新学语.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人大量翻译西方学术著作,戊戌变法之后,去日本的中国政治流亡人物与中国留学生骤增,因此这些日译西方学术著作又被翻译成汉文.尤其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则是输入日译汉词新学语的重要平台.正如王国维所言：“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2]这里的“文学界”可理解为学术界.王国维不同于好奇者的滥用,更不同于泥古者的唾弃,而是采取与鲁迅所谓的“拿来主义”类似的态度,主张输入日译汉词新学语为我所用.他认为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日译汉词新学语并非草草译成,往往经过数十专家在几十年中不断修正而成,而中国人要造新学语翻译西方著作非常困难.王国维举的例子是晚清翻译学术著作的头号人物严复,认为其“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如以“天演”译“evolution”,不如用“进化”；以“善相感”译“sympathy”,不如用“同情”.又如以“宇”译“space”,以“宙”译“time”,犯了概念上外延不周之错误,即space既指无限之空间infinite space（相当于“宇”）,也可指一孔之隙；time既指无限之时间infinite time（相当于“宙”）,也可称弹指之间.当然,王国维也指出日译汉词新学语并非尽善尽美,也有翻译不精确之处,如以“观念”译“idea”,以“直观”译“intuition”.[2]
王国维采用译语的方式与严复迥异,而与梁启超趋同.严复蔑视日本翻译界的日译汉词,常常从先秦两汉古文中寻找汉字汉词的组合,顽强地对接西方现代学术中的英语词汇.梁启超1898年避居日本,在主编《新民丛报》时期,其“新民体”文章乐于采用日本汉译新词,于是中国喜新者趋之若鹜,而守旧者痛诋如野狐.王国维的翻译先从日本著作开始,很自然地采用日译汉词新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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