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供给侧改革时代方位和历史使命,本论文可用于历史使命论文范文参考下载，历史使命相关论文写作参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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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探索和相关实践,对照中国经济的现状,就能更清晰地把握“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内在逻辑和推进领域,加深理解这一改革对中国搞好经济、搞好企业、搞好国企的重要意义,以求行动更自觉,从而更为精准地在供给侧做文章.
供给侧改革作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之后的新热词,被作为“十三五”期间经济工作主线而确立.因为提供终极产品的是企业,尤其国有企业是供给侧改革的主体.毫无疑问,国有企业弄清并能顺利推行供给侧改革,对这场改革将起决定性作用.
“供给侧改革”,简单五个字,透露的信息重大而沉重.它超出理论家的探索,显示高层的经济判断和治理思路出现调整,显示中国发展思路发生重大变化.
其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是一步一步探索出来的.2012年 经济工作会议主题是保增长,因为从2011年开始经济下行.2013年 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期叠加”,即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2014年 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结构、发展方式、增长动力的重大调整和变化.“三期叠加”和新常态解决的是“怎么看”的问题.2015年 工作会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我们要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供给侧改革是找到了办法,解决的是“怎么干”的问题.
如果我们回首40年来看,可能是另一个感觉.这就是,中国正经历第四次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开启.2015年11月, 总书记提出供给侧改革,被称为 经济学的初步形成,这可以视为一个新的历史转变.从1978年起中国的四次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总是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第一次是1978 年改革开放催化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有企业在原有体制下进行机制创新,先是物质奖励、厂长负责制,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强调商品经济,其后是企业承包责任制和三项制度改革,国企改革具有体制封闭性特征,一潭死水,死气沉沉,而体制外的乡镇企业很有气势.
第二次是1992 年 同志南方谈话,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针对国企改革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5年8月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发端,1998年之后的三年去产能,把轻工业推向市场,接着把一批央企从政府分开.
第三次是加入WTO,内部体制机制刚刚动过,虽然很不彻底,但是红利出来了.融入全球这个大体系,产业梯次转移,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回过头来看,1998 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只有5483亿,去年是15万亿,增长了27倍,而中国的财政收入构成主要是企业税,数字足以说明加入WTO 的红利.
新一轮改革是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一开始就很被动,国际体制优势变成劣势了,金融危机深度影响,经济下行,搞了两年,僵持着,推不动.2015年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始了供给侧改革.
2015年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始的是供给侧改革,是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阶段.几乎每一轮经济体制改革都分成两块,前面吆喝得厉害,但是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搞了几年,再换一个方法.第一轮是1978 年开始,1984年强调商品经济是第二阶段；第二轮是1992年开始,1998年“三年脱贫解困”是第二阶段；第三轮是2002年开始,实际上始于2003年国资改革,2005年提出转变发展方式是第三阶段.第二轮和第四轮经济体制改革特别类似,都是最后两项改革合拢了——一个是产权体制改革,一个是产业结构改革.当我们处于2016年时,不由得想起1997年底,此前连续五年的国企改革也是难以突围.从1998年起,气势磅礴的关停并转、抓大放小直面而来,成为国企的“三年脱贫解困”.国企改革和结构调整同行,于是有了新世纪的国企改革红利,有了央企快速发展的十年,似乎历史的轮回再次把我们推到这一关口,国企又到了脱胎换骨的时候.
现在,中国的第四轮经济体制改革第二阶段已经在路上了.这四轮改革,大体上是每个阶段十年时间.这样一看,对目前的供给侧改革,我们便站在一个历史高度上,我们就不能就事论事了.
我们放下“望远镜”,再换上“定焦镜头”对第二轮改革和第四轮改革的第二阶段进行比较分析,就会对供给侧改革有更清晰的理解了.目前国企面临的局面和1997年非常相似.财政部4月26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国企营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3.8%.其中,央企同比下降13.2%,地方国企同比下降15.8%.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一批停产的国营钢铁企业又重新点火恢复生产.这些消息背后,是国企面临的严重困境.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上一轮国企改革过去20多年后,国企俨然又“旧病重犯”.
1997年前后,国有企业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负债率高,亏损严重.1997年上半年,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额高达342亿元,占当时工业企业亏损总额的61.7%,亏损面达47%,而企业负债率则平均高达78.9%,其中,煤炭、纺织、森工、军工等部门占全部国有企业亏损的80%左右.第二,和非国有企业相比,投资收益率低.1995、1996和1997年,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分别约为4.5%、2.5%和2%,而非国有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在这三年中分别约为11.5%、10.5%和10%.第三,受到国家的巨额补贴.加入WTO前,国家财政用于国有企业的补贴累计达3653亿元.此外,除了财政补贴,国有企业还可以享受比非国有企业低许多的地租、贷款利率等“隐形补贴”.
造成国有企业亏损和投资收益率低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政企不分”的管理制度制约了国企的活力.受之前计划经济的影响,1997年之前高度集中的企业治理结构使得国有企业缺乏市场应变能力.二是冗员问题严重,国有企业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负担.1997年,国有企业富余人员约为2400多万人,占全部国有企业职工人数的25%—30%.1997年之前,国有企业每年要负担2740亿元的职工服务、社会事业、养老金等费用.而1997年1至9月份的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仅有226亿元.第三,产能过剩,价格竞争严重,影响国有企业的资产价值.1992年以来,全国掀起了一轮加速投资 ,而体制障碍又导致去产能和去杠杆缓慢,在快速信贷投放下,资源错配严重,大量资金流入国有亏损部门,1992—1996年期间积累了大量低效的产能,不少行业产能利用率不到40%.产能过剩带来了行业内的恶性竞争,持续的价格战压低了产品和相关国有企业的资产价值,客观上也导致了国有企业的高负债率和来自政府的巨额补贴,这一情况在纺织业中最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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