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文学创作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本文是一篇关于民族文学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民族文学论文参考文献：
“多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是颇具象征意味的.据这一概念的倡导者称,它可以避免“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偏狭甚至某种歧视味道,能将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国文学创作一网打尽.那么,这一概念面临的风险就是它可能变成“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替换版本,而其内涵和外延并无本质不同.当然,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并不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文学的总和,它常常遮蔽了中国这一地理或国家范围的其他多语言多民族的文学创作,也常常不包含各种用口语创作的民间文学,除非其获得了一种书面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多民族”与“中国”的转换表明了一种创作主体的自觉意识,甚至增加了一种平等的感觉.本文并不拟纠缠于深入的理论探讨,而是想考察在著者能掌握的知识范围内,中国当今所谓多民族文学创作的统一性与差异性,换言之,既然名为多民族文学,就必然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与此同时,这些差异性或特殊性,又必须能做出理论的概括,能找到其相通的面向,即普遍性,作为一个辩证的过程,两者互相依存.
碰巧的是,中国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最后一个王朝是由一个人口远远少于汉族的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这一事实可能对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某种微妙的影响.不容置疑的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统治,它促进了中国境内的语言共同体的扩张,无形中契合了现代民族国家打破区域隔阂、语言统一以便加速市场化的需求.民国和共和国的建立加速了这一普遍性的进程.当然,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冲突问题.少数民族这一概念本身,就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物,并非中国古代“四夷”的自然遗产.显然,作为一个权宜的概念,如果没有所谓不言自明的“多数民族”的存在,就无所谓“少数民族”,因为你可以说壮族、满族、回族等等,他们都是与汉族对应的一个个的民族,但“少数民族”作为一个概念,并不能与汉族配对,就是说,这是一个类概念,但却无法归类.在此我们不能深入其中的逻辑讨论,明显的事实是,所谓的少数民族其实是千差万别的,是一个个的具有特殊性的共同体,但在理论探讨中常常要作为一个普遍性的概念来使用.
当代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重要事件,但同时又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与挑战,其中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就是事关全局的重大课题.在全球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浪潮中,中国自不能独善其身.但作为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又经历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独特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国的民族问题又有其特殊表现.毫无疑问,作为社会主义主要价值目标的平等观念中,就天然包含着民族平等的成分.这在理论和政策上都不成问题,但在实践中,却又极为复杂.而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再现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既反映了整个中华民族在这一进程中的共同命运,也表现了各民族所遭遇的特殊情境.这些特殊情境,特别是各民族在面临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等国家建设规划工程时所产生的物质和精神状况,必然会呈现在各民族作家的作品中.
从19世纪末以来,关于中国处于巨变之中的判断就充斥在各种精英分子的言论中,诸如“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奇劫巨变”等等.这是中国面临西方扩张所感受到的巨大压力的反应.所谓的巨变,除了中国面对西方冲击所导致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变革之外,更是采用卡尔·波兰尼的见解,即现代世界发生了一个根本的颠倒,人类生活被组织进了经济活动中,这在中国的表述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一重大变革中,少数民族社会和人民所要遭遇的转变更为巨大,因为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原先基本不以所谓的经济活动,也即生产是为了交换来安排.用马克思主义的措辞来说,他们的生活要“跨越”好几个“历史阶段”,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转变极为艰难.这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不单纯是一种经济活动的变化,更重要的,这是一种整体性的剧烈变迁,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如政治制度和管理制度的一体化等.换言之,经济和文化的变迁必须联系政治的变化才能得到完整的解释.
所以,要讨论多民族文学的统一性,首先就会碰到各民族文学存不存在普遍性的问题,而这种普遍性的表现形式与程度如何,也必须加以考量.显然,必须承认,中国境内各民族都一样面临现代性的冲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逐渐趋于一体化,从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越来越呈现一种统一的面貌.在反映中国人命运的共同性上,多民族文学确实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在共和國成立之后,在一种独特的追求现代性的国家建设模式中,文学生产也被纳入一种由国家主导的机制,从题材的选择到主题的确定,从风格基调的规定到具体创作方法的指导,决定性地将所有民族作家的创作都吸纳为一种普遍性,用某一特定时期的流行话语来说,这就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比如在共和国前三十年,整个国家的主旋律无疑是国家政权建设和建立在城乡二元分割与工农剪刀差基础上的经济建设,而在文化领域则是激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主导,所以在那个时期,虽然也偶然有些小小的异端,如所谓的“百花文艺”、写中间人物等等,但总体而言,围绕着所谓阶级斗争来进行文艺生产成为金科玉律.这在各民族文学中都不例外.以土改题材小说为例,经典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都设置了一个几乎一样的叙事模式,即中国的土地改革是由上而下有意识有步骤地发起推动的,这就注定了在中国现代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工作组,成了这些小说中最核心的能动者.这一叙事模式显然又与一个更大的叙事联系在一起,即现代的革命、启蒙和大众动员,在少数民族作家笔下,这也是一个普遍性的叙事,如壮族作家陆地的《美丽的南方》和彝族作家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其核心情节,也是工作组进村,由此推动故事的发展.深入这些土改小说的叙事内部,会发现在这些作品中的真正的脉络机理,是阶级斗争,小说里的人物都按照他们的阶级身份行动,贫穷的农民、牧民和农奴等一定是站在工作组一边的,而地主、领主、牧主等当然是对立面,拼命阻挠破坏工作组的计划和行动,甚至不惜发动武装叛乱.从大的格局来说,这些作品确实都反映了一种普遍性的叙事,虽然被包装在当时特定的意识形态语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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