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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胡同里,是容易让南方人走糊涂的.去赵惟家做采访,让我着实找了一会儿.这是一条不宽敞的小胡同,坐落在东四的闹市中,胡同两侧的房门看着都很相似.按着门牌号,找到了地点.斑驳的小木门,推开时嘎嘎作响,过走廊,里面别有洞天.暖色的屋子,里面有序摆放着各种书籍,高古陶瓷错落有致,胖乎乎的虎斑猫慵懒地蜷在椅子上.
赵惟今年60开外,自小生活在北京,1988年时移居香港.我们的话题自然从家里这些藏品开始.对于自己的*,赵惟说：“爱好这东西,是受家里影响,我外公主要喜欢古代书画一块,宋元明清的作品,早年*了很多,我从小跟着外公手眼目睹.外公早年从东北大学毕业,太姥爷经商,家里条件不错,有基础去*,加上当时东北那边有不少好书画.”赵惟的外公赵鹤亭在国民政府时期是甘肃省主席,后来起义,投奔了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任民革 副主席.
赵惟1969年去插队,1976年回到北京,在小黄庄的无线电三厂上班.80年代,逐渐有了一些自己的*.他说,那会儿东西很便宜,平日里我老爱去琉璃厂逛.到了周末常会起个大早,去后海、地安门几处逛地摊.那时去的都是老北京,没有年轻人.赵惟的书画是跟着外公学,跟着外公看,后来自己又爱上了陶瓷.“我当时也是觉得古陶瓷的造型、韵味很美,就开始找书自学,看博物馆.那时在国内想看个展览也不容易,太少了.后来去了香港,能看到的机会也就多了.”
“鬼市”里多是瓷杂,能看到的书画很少,赵惟*的渠道还是多依靠外公的旧友.赵鹤亭早年在天津待过,因此和天津的“八大家”,以及国民党一些要员都有交往.赵惟说他好上*后,常会去天津这些世家的家里.他说：“尤其天津的翁开庆,他是建筑设计院的总工程师,翁同龢的后人,从1985到1988这三年,我在他那儿买了不少东西.到香港后,我每次回来都会去天津,去他们家看看.”
对于赵惟来说,真正的转机是在1986年之后.当时正盖北京王府饭店,通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赵惟认识了建筑设计公司的总经理,日本人竹野内真.“我觉得他是我一生中的贵人.”赵惟说,“1989年我定居香港,竹野内真邀请我去日本.当时我还没拿到香港永久居留证,还是‘黄皮书’,只批了我在日本72个小时,三天.到那以后,竹野内真介绍了很多喜欢艺术品的朋友,我也看了很多东西.”
这个时期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企业家、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疯狂地购买艺术品.1987年日本一家保险公司以3992万美元拍下了凡高的《向日葵》,随后同样是日本人以5390万美元买下凡高的《鸢尾花》,到1990年日本第二造纸商大昭和制纸总裁74岁的斋藤花8250万美元买下凡高的《加歇医生的肖像》,随后又花了7810万美元买下雷诺阿的《煎饼磨坊的舞会》.整个艺术界为之震惊.
在后来的聊天中,这些日本朋友发现赵惟对中国古代书画非常了解,于是他们就提出请赵惟帮他们去找一些好的艺术品.“日本老一代对中国的艺术品还是很有感情的,那时候没有钱的概念.让日本人相信你不容易,但是他相信你了,就特别信任.当时我去日本,有一位企業家带着我去银行,直接开出100万美元让我用,80年代谁也没有见过那么多钱,我当时被吓到了.”赵惟说,“后期竹野内真又为我介绍了斋藤家族、佐藤家族,从他们那里,我也买到了不少精品.”
2006年嘉德拍卖了一张石涛的《莲社图》卷,以1177万元高价成交,画的是晋代高僧惠远等在庐山白莲池畔结社参禅的故事.当时被公认为石涛青年时期的工笔人物画作有两幅,一是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十六应真图》卷,其二就为这张《莲社图》卷.此时,赵惟正在日本佐藤家做客.佐藤家族以生产五金为主,在日本和中国都拥有不少企业.30年代佐藤的父亲曾为驻上海领事,对于中国的古代书画和瓷器非常热衷.这天,佐藤拿出一个盒子,请赵惟看画.“我打开其中一张一看,赶紧卷起来了,我当时就激动得不行了.”赵惟看到的是石涛所画的《五百罗汉图》四屏.“客观说,石涛这个四条屏是今天能见到唯一存世的.在日本那边*石涛虽然很多,但真正精品的东西还是有限.这幅画太重要了,是石涛早期的工笔人物作品.”赵惟说.
石涛是明末清初画坛著名的“四僧”之一.他是明宗室靖江王赞仪之十世孙,原籍广西桂林,本姓朱名若极,发为僧后,更名元济、超济,自称“苦瓜和尚”.游南京时,得长竿一枝,因号枝下叟,别署阿长、钝根等.天津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教授刘金库向我介绍说：“今天所见石涛的绝大多数画作都是中晚期创作的,风格淋漓洒脱,不拘小节,以奔放之势见胜.而这幅《五百罗汉图》四屏,却是石涛少见的工笔水墨纸本画中的释教人物山水画,通过工笔白描的手法追摹北宋人物画大师李公麟之古意,画中人物栩栩如生,极尽工笔写实之能事.画家的笔法运用得清圆细劲章法紧凑,这和我们常见的恣肆豪放挥毫写意的石涛画作截然不同.据考证,这幅四条屏创作于石涛24岁时.”
在石涛的作品中,人物画常以佛教罗汉的形象出现,这也和他早年剃度为僧的经历密切相关,此四屏画均是佛教故事.即为“竹林致琛”、“观舍利光”、“松下课经”、“修成正果”.其中前两幅是石涛对前人画作的模仿,后两幅则融入了石涛为僧时云游四方的所见所闻.在描绘佛教题材的同时又有大量写实成分.“竹林致琛”描绘罗汉五人,甲士一人跪拜海神；“观舍利光”绘罗汉五人或盘坐或站立眼望天空,三缕舍利光从天而降未变成罗汉,三只蝙蝠精乘舍利光徐徐而致.
刘金库说：“值得一提的是,‘观舍利光’这一屏经过乾隆时期江苏太仓地区的毕沅、毕泷兄弟*,到清末转为南方最大的*家吴荣光*并题跋.”吴荣光是*道士像、罗汉像最主要的*家之一,包括丁云鹏的五百罗汉就是经他手到了日本.他对石涛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在题跋中明确说明石涛把历代的道士画集大成.
四条屏之三为“松下课经”绘罗汉七人,或站立或盘坐课经,两罗汉捧经走来,非常细微地描绘罗汉们虔诚课经的场面.第四屏被称为“论经悟道”,绘罗汉六人,四罗汉盘坐论经,两罗汉站立,其中一罗汉向罗汉尊者介绍一出家人,此出家人身着百衲衣双手合十,谦卑地聆听.刘金库指出,这也是早期的存世仅三幅的石涛自画像之一.
赵惟说,当时在佐藤家看到这四条屏,他即请中间人表明自己想购买的意愿,但没能随了心意.为了建立这份关系,他将佐藤家一只元青花大罐买走,自然功夫不负有心人,石涛的四条屏最终成为他的*.今年他将这件作品交给保利拍卖,赵惟说：“这些画作的艺术价值是人赋予它们的,有艺术价值在的时候就一定有经济价值,这是不能回避的.我一生过手的书画、瓷器精品无以计量,但自古以来,真正的好东西,最后还是会掌握在有经济能力、有文化的人手里.这始终是我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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