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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人论文参考文献：
人们都说中国农村社会经济事务复杂,岂不知它也有简单的一面.复杂局面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是小农经济,一个是计划经济.这样的社会当然需要转变,具体说,是把小农经济转变为高度城市化、工业化的现代经济；同时把军事管制体制转变为市场化、 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完成这两个转变,我们遇到了特殊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我们的农业生产落后,如果太多的人进入城市,城市需要的粮食就会增加,而农民减少以后产出的粮食却会减少,中国人的吃饭会有麻烦.
第二个难题是我们为了发展工业,对城市有很多垄断性的“福利”.政府的公共财政好像就是服务城市居民的财政,农民大量进城后,也要求同等的福利待遇,政府便说财政吃不消,至少大部分城市如此.
但是,这两个难题并非“死扣”,中国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解这两个扣的过程.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我们把农民从传统集体经济中解放出来,给了农民耕作的自由,加上科学技术的作用,一举解决了吃饭的问题.现在的华北平原,一亩地的粮食产出是1949年的8倍左右.
农业效率提高以后,农村有了剩余劳动力,而城市经济发展恰好需要劳动力,这时,我们又给了农民第二个自由,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做所谓“农民工”.于是,中国便成了有些人讲的“世界工厂”,农民发现城里的钱“好挣”,流血流汗,拼命工作,制造了廉价的工业品,打开了世界市场,促成了资本积累,带来了中国经济繁荣.
然而,两个难题都解决了一半.
中国人饭吃饱了,但农民靠农业挣的钱不多；来自农业的收入占农户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小农户的经济规模小,一些技术不方便采用,以致中国农业的竞争力比不上发达国家.
农村剩余人口进城问题也解决了一半.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但他们的根留在农村.本来中国有城乡二元结构,现在城里也有了“二元结构”：农民工和城里的原住民权利不平等.农民工被统计局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但他们没有真正被当做城里人对待.有学者把这种城市化叫做“伪城市化”,多少有点道理.
近些年还有另一个麻烦.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工业、扩张城市,想廉价获得土地,于是瞄准了农民的耕地和宅基地.而国家实行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又方便了政府拿地,农民没有真正的土地财产权,争不过政府.于是,农民便想出了很多法子抗拒,有时候还用极端的办法抗争.这样又产生了农村社会稳定问题,让 忧心.
怎么办? 政府先是在2005年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张,想要在城乡之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后来发现把大量人口留在农村搞不好新农村建设,还是不得不遵守基本经济规律——必须在中国实现的高度城市化.2008年, 正式提出了要搞“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这样, 便部署了重庆和成都搞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实验,试图解决上述问题.
以成都为例,部署了“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本应该是基本脱离农业的农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这种集中不只是简单的空间变换,基本做到了给城乡居民相同的权利.留在农业领域的农民少了,土地相对多了,农业的效率也提高了.成都试验的另一个亮点,是下大力气做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把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固化为土地财产权,这样就方便了土地流转,有利于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提高土地利用效益.
前不久,成都市还宣布,要在全成都的辖区内实现农民的“市民化”,并且允许农民保留土地,不因为农民变市民就丧失土地.这不像有的地方那样,硬要求农民用土地换社会保障、用宅基地换城市楼房.农民要不要换,以什么比例换,不和农民的权利实现捆绑在一起,各算各的账,给农民自由.这个思路不是搞强制,而是让农民自愿选择,当然不会让农民有被剥夺感,有利于社会稳定.
成都的目标是,今后一个农民和城里人的区别仅仅是职业的区别.为了这个目标,成都用了6年的时间,市县两级财政投入了594.8亿元,宣告要在2012年底实现城乡户籍统一.给农民以市民待遇,这是中国历史的伟大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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