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爵:反共抗俄语境下的鲁迅杂文遗风,这是一篇与反共论文范文相关的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资料,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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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49年败退台湾之后,国民党当局全面禁绝二三十年代大陆左翼文学,杂文作为左翼文学谱系中的重要文体,其发展受到限制,但此时仍有部分人认识到杂文独特的价值并希望能在台湾发展这一文体.寒爵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杂文和关于杂文的论述透露了他的鲁迅阅读经验；其杂文敢于批评社会、抨击特权,泼辣、犀利之言辞颇兼得鲁迅杂文之形；在一定的限度内,寒爵有意识地偏离“反共”的话语形态,作一种针砭时弊的批评,却因时代语境与个人思想之限制而不得鲁迅杂文之神韵.寒爵身为国民党文人,不断以幽微的方式向鲁迅致敬,其政治立场和文学偏好依违于“左”“右”之间,成为台湾“戒严”期鲁迅接受的一种非常独特的中间形态,是鲁迅台湾传播脉络中不得不提的存在.
关键词：寒爵；杂文；鲁迅；台湾文学
中图分类号：I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8）1-0061-07
提起当代台湾文坛的杂文写作,大陆学界一般关注的大概不外乎柏杨、龙应台二人,认为二者的杂文是鲁迅杂文传统在台湾的延续,前者继承了鲁迅杂文历史文化批判的传统,而后者则在社会现实批判的路子里.但这样的了解并不全面.事实上,1949年以来台湾有相当数量的作家在从事严格意义上的杂文写作.除上述为人熟知的柏杨、龙应台之外,至少还可以举出应未迟、陈梅隐、寒爵、凤兮、钱歌川、刘心皇等人,他们的杂文湮灭在台湾文坛其它文体繁盛的创作之中而不为学界所关注.
其中寒爵是较早在台湾文坛推行杂文的人之一,并身体力行在1950-1960年作了大量的杂文.寒爵本名韩道诚,1917年出生,河北盐山人,受五四新文学影响,大陆时期在报纸副刊发表文章走上文坛.1949年到台湾,先后任职于《公论报》、台湾省编译馆、文化大学、东吳大学等机构.从事历史研究,并从事文学创作,尤其擅于写杂文.其杂文泼辣隽永,著有《百发不中集》《戴盆集》《望天集》《荒腔走调集》《闲文集》《食蝇集》《人鬼之间》《信言不美集》《寒爵自选集》等杂文集.其杂文曾得到柏杨的称赞,认为寒爵是台湾文坛唯一可压倒自己的一支巨笔.寒爵的杂文敢于批评社会、抨击特权,其泼辣、犀利之言辞颇兼得鲁迅杂文之形,但由于时代语境与个人思想之限制而不得鲁迅杂文之神韵.但无论如何,在鲁迅台湾传播的脉络中,寒爵都是不得不提的存在.
一
杂文是中国新文学收获的重要文体.在百年新文学发展史上,鲁迅对杂文的贡献巨大.从新文学早期《新青年》上的“随感录”,到后来的“鲁迅风”,中国新文学中的杂文一直与鲁迅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鲁迅参与了中国新文学杂文文体的初创,并将之发展到了艺术的高峰,带动了一大批作者从事这一文体的创作.鲁迅之后,杂文主要在左翼作家群体中得到承认和推广,涌现出一大批杂文家,如聂绀弩、徐懋庸、唐弢等.但这一文体一直未得到自由主义文人的认可.1949年中国政治格局的剧变,一大批自由主义文人跟随国民党来到台湾,带来了中国新文学中的自由人文主义传统,同时国民党当局严厉查禁1930年代文学,使得中国新文学的左翼传统被完全截断.另一方面,虽然早在日据时期就有台湾知识分子认识到鲁迅战斗性杂文的价值①,但国民党当局出于稳固其在台政权的需要,一味强调其所谓“反共复国”大业,对于台湾本土的文化诉求并不回应,致使台湾本土的鲁迅传统被迫中断.这样一来,一方面,左翼文学脉络中的杂文由于与鲁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被当局认为具有承载左翼意识形态的功能,在台湾文坛几乎成为一种人人避之不及的文体；另一方面,杂文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批判性,也不能为专注于稳固在台统治以期实现所谓“反共复国大业”的国民党当局所容忍,以高度的集权收紧对文化的控制,杂烈的现实批判指向,使得在政治权力较为集中的历史时期,其发展及发挥的作用,必定受到程度的限制,因而其势不彰.这些因素都限制了杂文在台湾的发展.
1950年代,大陆来台知识分子一度成为台湾文坛的主力,这批自由人文主义者在大陆时期就不认同杂文这一文体,其中部分人还与鲁迅就相关问题有过激烈交锋.这一时期,一部分成名于大陆文坛的文人对杂文评价不高.如梁实秋认为,写杂文“宅心必须忠厚,非徒逞一时之快,哀矜勿喜,谈言微中,庶几有益于世道人心.”②这可以说是自由人文主义者的价值观与审美观的表述.如果熟悉梁实秋、鲁迅当年主要的交锋点,这段话其实隐含了对鲁迅杂文观念的批评.上述的观点影响了1950年代的杂文写作,使得这一时期的杂文虽强调战斗性,但却在实际的效果上绵软无力,已难看出鲁迅杂文力的美学.
但少数钟爱杂文的作家对杂文的理解,仍在鲁迅的传统里.应未迟的《集》1955年由联合报社出版,这本杂文集鲜明地表现了作者上承鲁迅视杂文为、投的文学观.在为这本杂文集所写的序言中,梁实秋认为杂文要“有益于世道人心”,其意义在于能够代表“普遍的人性”③.不过,作者本人却未必同意梁实秋的观点.这可以从应未迟为陈梅隐杂文集《暮鼓晨钟》所写的书评中得到答案.在这篇文章中,应未迟表示不赞同陈梅隐杂文中“谆谆道来,娓娓不倦”的“反复劝说”,认为杂文应避免“迂回曲折”而强力进击,“为光明讴歌,向丑恶挑战”,应“有毫不妥协的战斗性”,去“医疗和纠正”社会的病态.④并且希望,“一向漠视和忽略杂文的文化运动主持者,对杂文的效用,重新加以估价.”1930年代,鲁迅即已声明作杂文之不易,并对杂文遭人批评为“容易下笔”、“容易出名”而导致一些“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替代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发起反击.⑤鲁迅认为,杂文之不受欢迎在于它的对现实黑暗的“极尖锐的一击”.应未迟也指出,在1950年代的台湾写作杂文之不合时宜,原因在于社会上正流行着一种“亟待医疗和纠正的”“社会病态”.⑥对于杂文的出路,应未迟虽称当年那位“老‘刀笔吏’所留下来的其它刁钻话几于无一足取”,但却以“路,是人走出来的”这样直接来源于鲁迅的话鼓励台湾文坛“走出一条使杂文受到重视的路子来”.⑦对鲁迅不称其名,而代之以当时台湾对鲁迅的蔑称（刀笔吏）,这毋宁是一种自我保护.事实上应未迟不仅在杂文观念上深受鲁迅影响,在具体的杂文写作中,也不时闪现着鲁迅的影子.应未迟在其《集》《重见故乡》《轻尘集》等杂文中,经常援引鲁迅的文字,阿Q、假洋鬼子的形象不时出现笔端,甚至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告也被直接引来作为杂文题目.对这本杂文集,当时有人评价它“是一本不同凡响的杂文创作”,并期待台湾的杂文“由这本集子的出版逐渐呈现蓬勃之气”.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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