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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陈染在《私人生活》中通过女性和“个人”间的合谋以向内转的姿态为女性话语建构开拓了一个新的空间,只有寻得女性私人空间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结合部使女性和“个人”合谋的叙述获得更为广阔的可能性和自由空间,进而使女性文本呈现出更为丰富和深入的叙述形态,女性个人型叙述声音才能够更具权威意义.
关键词：《私人生活》；个人型叙述；幽闭症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191-03
20世纪90年以来围绕《私人生活》展开的种种评论和争议,足以说明主人公“倪拗拗”已经通过自己独立特行的叙述行为建构了一种具有权威意义的女性声音.本文认为陈染的《私人生活》之所以能够通过叙述主体成长的自我叙述获得话语权威,公开表述女性主体性和重新定义女子气质,是和其个人型叙述模式的选择密切相关的.
陈染在《私人生活》中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女性叙述主体形象.“我”拥有极强的自我中心意识,以一种优雅而决绝的姿态拒绝了主流话语及男性话语的干涉和遮蔽,告别了莎菲式的悲情宣泄,更不再有因为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而“错过你”的感伤和焦虑,而是沉静、不失幽默却执着地讲述自己那些离经叛道的成长故事.“我”在故事的叙述中所表现出的一种潜在的唯我独尊的自信,洞悉人性的智慧,自我抉择的勇气,都超出了传统男性文化对女性气质的规定和期待,极大地张扬了女性主体性.但由于社会历史语境的复杂及写作主体自身的局限,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叙述盲区和自我缠绕.
个人的宣言
《私人生活》中以“我”为称谓的小说主人公既代表着叙事行为,同时也代表着被叙述的事件的叙事特征,使叙述主体在“真”的名义下获得了一种叙事权威.由于文本中叙述者和角色的重合,叙述主体被人格化、具体化,其行为之一“叙述”显然是一种个人的声音.
在某种意义上,90年代以个体经验为内在支撑的个人声音更容易获得读者的信任.“文学形式的重大发展产生于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它们体现感知社会现实的新方法以及艺术家和读者之间的新关系”[1],90年代文坛中个人声音的喧嚣,和社会格局的变迁有着必然的联系.随着一体化社会秩序的彻底崩解,中心化的价值理念也犹如昨日黄花不复存在,在变动不居的现实下蜿蜒着怀疑的精神暗河.在这个怀疑多变的时代,整体化感知的方式既不利于作家穿透光怪陆离的表层世界把握事物的本质,也不易获得读者的认同.就叙述形式而言,那些无所不知、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和公众代言人的所谓的“客观公正”的叙述,不再拥有广阔的市场.90年代,历经话语蒙昧和欺骗的读者,对话语已经有了一种警觉.面对那些由外在的“无主”的声音表述的人物和场景,读者也会发出质疑,“这是谁在讲话?”,即对这个声音本身的权威性进行追究[2].反而是那些身份确定的叙述者以其真诚的袒露更易打动读者.因此,《私人生活》中那个独立特行的叙述者及其极具叛逆意味的成长故事以其主观性的真实俘获了读者的信任和同情.
此外,这种权力自限的叙述方式,不经意间为叙述者倪拗拗搁置公共空间、放逐集体记忆,进而从边缘处消解主流话语提供了技术性的支撑.读者可以依据自我经验怀疑“故事外的、集体的”叙述者不够客观不够高瞻远瞩,却不会指责人物视域的有限.这无疑是一种能够减轻语境对叙述者的压力的有效策略.而只有走出历史、民族、国家话语的阴影,叙述者才能从容地在个人体验的瞬间接近生命的本真.建国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在种种集体话语的笼罩下,成长小说犹如流水线上产品,以极其相似的叙述面貌呈现主体生成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无所不知的叙述者,所表述的成长只是各种社会新人群体中的又一个,对社会历史的承诺遮蔽了个体的诉求,共性覆盖了个性,先验完全吞没了经验.庆幸的是,90年代以《私人生活》为代表的女性成长小说中的个人型叙述者自觉地疏离公共空间,通过“原初自明性”生活空间里自我成长经验的观照,以各种鲜活的女性体验拂去了长久以来笼罩我们的话语迷雾,以个人体验逼近了成长的真相.在《私人生活》第15章中叙述者提到流弹这一具有浓重政治意味的事件时,直言不讳地强调自己对政治不信任,以一种调侃的姿态,表现出其对“女英雄的故事”式集体叙述洪流的质疑和警惕.这颗不知黑还是红却承载着政治风云的流弹,对“我”的个体生命而言,只是一个偶然,远不及友人禾的离世,母亲的病患更具痛感.这种诚实而悲怆的个人体验的表述,在显现女性以个体生命为本位的历史观的同时,也消解了男性主流话语所谓的“社会决定个人”“时势造英雄”等大而泛的历史观.在这里,我们可以不无夸张地说,陈染正是以一种个人化手法的揭示了主流话语、叙事规范对经验世界的遮蔽和改写.
作为一名妇女说话
《私人生活》中叙述者和角色的在第一人称“我”背后的重叠,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女性话语主体地位的确立.毋庸赘言,既有性别关系本质上是一种话语建构,而女性作为第二性在种种话语实践中则始终居于客体地位,女性的精神、道德、身体、 凡此种种一直在被男性所界定、阐释、规范,这种性别述行性行为转而强化着女性他者的性别境遇[3].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文学作为话语系统的一部分,也毫无例外地呈示着男性在审美和象征意义上对女性的要求、想象和描述.女性的生存状态、生命欲求凡此种种都是由一个带着中性面具的男性声音来讲述的.偶尔在历史和时代的缝隙挤出的女性声音只是在国家、民族等集体话语的掩护下的低语,有个别出格想要呼唤者如莎菲则迅速被打入历史的冷宫.80年代,张洁、王安忆在社会历史层面对女性问题的探讨,为女性声音的生成奠定了基础,但也因其准男人的声音模式备受牵制,无法将批判的触角深入性别文化的腹地.而在90年代多元化的语境中,传统男性话语的式微及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推动则为一种较为纯粹的女性声音的生成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倪拗拗破茧而出,以沉静而决绝的姿态向男性世界宣告：我是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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