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和内部控制治理效应,本论文为免费优秀的关于盈余管理论文范文资料，可用于相关论文写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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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2006—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不同方向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并探讨内部控制对该现象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盈余管理会降低薪酬-业绩敏感性,将盈余管理按照不同方向分组的回归结果显示,当管理者进行向上调增的盈余管理时,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当管理者进行向下调减的盈余管理时,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减弱.对此,企业良好的内部控制具有一定的治理效应,能够削弱盈余管理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但针对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有所不同.研究显示,在采用业绩性薪酬制度的背景下,管理者权利的存在会诱使高管通过盈余操纵来影响自身收益,现行的内部控制虽然具有治理效应,但仍存在缺陷,实践中需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的执行方式,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从而使其实现应有的治理效应.
关键词：管理者权利；盈余管理；内部控制；薪酬-业绩敏感性
文章编号：2095-5960（2016）04-0045-12；中图分类号：F275.2；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根据委托- 理论,管理者和所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能会导致二者目标函数不一致,形成 成本,而设立能够对管理者产生约束和激励的契约则有利于减小 成本.最优契约论认为,和公司业绩紧密挂钩的薪酬契约是解决 问题、降低 成本的有效路径之一（Jensen & Meckling,1976）.[1]现有关于高管薪酬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上市公司是否采用业绩敏感性薪酬（Jensen & Murphy,1990；张俊瑞,2003）[2][3]、信息透明度和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关系（王俊秋和张奇峰,2009）[4]、薪酬业绩敏感性和风险之间的关系等（肖继辉,2004；周嘉南,2006）[5][6],也开始探讨产品市场竞争（刘志强,2015）和负债期限结构（孙宋芝,2015）[7][8]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随着安然、世通等公司丑闻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和高管薪酬的关系掀起了学者的研究浪潮（刘新民、张莹和王磊,2014；张娟和黄世忠,2014；周晓苏、陈沉和王磊,2016）[9][10][11],我国平安总裁天价薪酬和零薪酬等案例的频频出现也引发了实务界和学术界的深思.中国上市公司薪酬体系建设过程中,多数企业已经建立基于业绩的薪酬制度,但管理者权利的存在使得薪酬契约在实践中难免受到管理者的影响和控制（Bebchuk, Fried and Walker,2002）.[12]如果薪酬和业绩息息相关,盈余管理是否会影响管理者薪酬以及薪酬和业绩之间的相关性,是不是利用管理者在位权利对薪酬契约的影响来实现的?现有文献习惯将薪酬和业绩之间的关系称为薪酬业绩敏感性,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有效的公司治理水平可以减小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朱星文等,2008；权小锋等,2010）[13][14],但尚未探讨过内部控制对这一影响的治理作用.
根据COSO对内部控制的定义,内部控制是保证会计信息资料真实可靠,保证经营活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一种制度安排① ①COSO：《内部控制—整合框架》,1992年. .在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及经营活动有效方面,内部控制已发挥了相应的治理作用,那么,内部控制能否减少高管进行盈余管理等自利行为的机会,约束管理者权利,进而保证薪酬制度有效实现呢?本文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为出发点,检验上市公司高管进行的隐蔽性盈余管理是否会对薪酬业绩敏感性造成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内部控制对这一影响的治理效果.具体说来,文章主要探讨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对薪酬-业绩敏感性是否具有不同影响,内部控制的治理作用是否具有差异.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深度探讨,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将内部控制对盈余管理的治理作用纳入到薪酬契约这一重要机制当中,探讨内部控制能否减少盈余管理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第二,考虑不同方向盈余管理可能具有不同效应,将盈余管理分为调增盈余和调减盈余,检验两种类型的盈余管理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相应的治理作用.
本文余下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以及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包括描述性统计和回归模型；第四部分为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最后是文章结论.
二、文献回顾、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盈余管理影响薪酬-业绩敏感性
两权分离后,委托者和 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为了使管理者和所有人利益趋于一致,现有研究认为企业应采用“业绩性薪酬”对管理者进行激励（Jensen & Murphy,1990；Sloan,1992；Bebchuk & Fried,2002；Firth et al.,2006；李增泉,2000；谌新民和刘善敏,2003；杜兴强和王丽华,2007）[2][15][12][16][17][18][19].这一实证结果和政策性文件形成呼应,2003年《 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要求建立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同激励机制相结合的考核制度,拉开了薪酬制度改革的帷幕.2004年更多有关薪酬制度的新政策出台后,国内多数研究达成高管薪酬和业绩有正相关关系的共识（方军雄,2009；张俊瑞,2003）[20][3].在采用剔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作为公司业绩的衡量指标时,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呈现出不对称变化的特征（方军雄,2009）[20],即经理薪酬和公司亏损业绩显著负相关（王俊秋和张奇峰,2009）[4].在盈余管理和薪酬-业绩敏感性方面,已有研究主要以采用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盈余管理会弱化股权激励和业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林大庞和苏冬蔚,2011）[21],表现为CFO股权和期权占总薪酬比率和盈余管理之间原本呈现出的显著负相关关系有所弱化（苏冬蔚和林大庞,2010）[22],说明在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中,高管会通过盈余管理来影响收益和会计绩效之间的敏感度（南晓莉等,2013）[23],并且这一特征在后股权分置时代采用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杨慧辉等,2010）及新股发行过程（陈胜蓝和卢锐,2011）中同样存在[24][25].非股权激励样本中,部分研究认为盈余管理会导致高管薪酬增加,降低了薪酬契约的有效性（王兵等,2009；雷霆和李彤,2012）[26][27]；而罗玫和陈运森（2010）则发现建立以会计盈余为绩效评价指标的薪酬激励机制没有诱使高管进行盈余操纵[28],且市场对高管通过机会主义盈余管理获取高额薪酬的行为具有内在抑制作用（张娟和黄志忠,2014）[10],周晓苏等（2016）的实证结果也表明货币薪酬及股权薪酬激励能有效抑制机会主义效应的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11]同时,高管薪酬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唐洋和郭静洁,2012）以及高管薪酬业绩敏感度（杨晋渝,2013）都会随产权性质和股权集中度的不同而不同,国企中高管薪酬激励会引发盈余管理[29][30],这一结论和周晖等（2010）一致[31]；相反,陈胜蓝和卢锐（2012）则认为非国有公司更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提高薪酬业绩敏感性以增加自身收益.[32]而董事会监管（李延喜等,2007；朱星文等,2008）[33][13]、公司治理水平（南晓莉等,2013）[24]、高管控制权（卢锐,2008；王克敏和王志超,2007；权小锋等,2011）[34][35][14]、内部控制缺陷披露（洪峰和戴文涛,2013）对于盈余管理影响薪酬契约均有一定的治理作用.[36]
结论：适合盈余管理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盈余管理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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