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对佛法的融合,这篇佛法论文范文为免费优秀学术论文范文,可用于相关写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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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书法界普遍认同书法是一门汉字书写的技艺,其师法“传统”,作“带镣之舞”,从而“技进乎道”.在这种概念与逻辑思维的指导下,书法家们日夜沉浸于传统碑帖,钻研“十八般”技艺,然将技艺烂熟于胸后,总还是与“技进乎道”的日子遥遥无期.“道”在哪里?难道漫无目的地日夜浸,就可自然“进道”,这是何等玄之又玄?我们对书法之“法”及其“道”的理解,是否存在某种局限?结合对书法发展史与当下书法现状的审视,经过多年的思考,笔者发现在书法与佛法的密切关系中,书法融合了诸多佛法的概念与理念.以下试作抛砖引玉之谈,并祈方家批评、指正.
一、 中国书法与佛法存在血脉共通的发展关系
虽然隋朝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一中有秦始皇（公元前218年）时“有诸沙门利房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的记载,但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普遍认为是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相传明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 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做到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具体人员亦的各种说法）”往西域求佛法,使者于月氏国（即今新疆伊犁河上游一带）遇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乃邀回洛阳,并用白马驼回诸多佛经.两位印度僧人于中国第一座佛寺——洛阳白马寺翻译出中国第一部经书——《四十二章经》,及《十地段结经》《佛本生经》《法海藏经》《佛本行经》等佛经.从此说,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在东汉时期,最早则可能在秦朝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书法意识的自觉时期.
一是书法与佛教的发展存在同期共振现象.中国书法在秦朝之前,可见的书法资料大多为刻辞、铭器、勒石之类,在湖南省长沙战国墓群中发掘出的“战国笔”,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毛笔实物,与后来具“尖、齐、圆、健四德”的毛笔工艺还存在不少距离,可以想象,拿着一支长约21厘米、直径为0.4厘米、笔毛绑在笔头上的毛笔,是不是有点绣花的感觉?如此有点简陋的毛笔,如果依靠它来落实或实践秦以后诸多丰富的书法技法与理论,估计很难实现.事实上,秦之前,除秦李斯的《用笔法》之外,也没有更多的书法理论来支撑起这个时代（含秦以前）的书法格局.
自汉至宋（公元前202年—1279年）,书法实践与理论成就相做到益彰,书法才走上蓬勃、兴盛的发展道路.汉朝有大量的简牍帛书、刻石、金文、砖文、瓦当存世,出现了陈遵、曹喜、杜操、王次仲、崔瑗、崔寔、张芝、蔡邕、师宜官、梁鹄、韦诞等一大批书家,并且出现了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理论成就上,崔瑗作了《四体书势》,蔡邕作了《草书势》,赵壹作了《非草书》,制墨专家韦诞还就笔墨工具作了《笔墨方》；东汉末年,还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学艺术大学”—鸿都门学.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更是达到了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高峰,碑刻、摩崖、墓志、造像、简牍、写经、帖笺等各类“作品”丰富之极,篆、隶、楷、行、草诸体皆备,成为当代书家取之不尽的宝藏,必师的楷模；出现了书法世家与之相应的书法门阀制度,出现了书法史上有伟大开创意义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王羲之还被尊为“书圣”,至今是书法人不可逾越的高峰；理论上,有卫夫人的《笔阵图》、卫恒作的《四体书势》、索靖的《草书状》、王羲之的《书论》、杨泉的《草书赋》、成公绶的《隶书体》、刘劭的《飞白书势》、王僧虔的《书赋》、梁武帝萧衍的《草书状》等.接下来的隋、唐、宋等朝代,更是书法蓬勃发展时期,出现了智永、初唐四家（欧阳询、虞世南、禇遂良、薛稷）、李邕、张旭、怀素、颜真卿、李阳冰、柳公权、杜牧、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名传千古的书家.也就是说,自汉至宋约1500年时间,是中国书法发展的一个伟大时期,基本完成了书法所有“规定动作”,之后的元、明、清,无不是在这个“规定动作”内进行运动与创新.
那么,中国的佛教在这个时期又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呢?据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任继愈《中国佛教史》对中国佛教发展史分期.公元前1世纪—3世纪 ,佛教的大乘和小乘教在中国的发展地位已确立,此时期,正值汉朝；公元4—6世纪,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黄金期,正值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7—11世纪,是中国佛教完善发展、并向朝鲜、日本输出转移的时期.也有将中国佛教发展分为传入期（汉朝前202—220年至东晋317年-420年）、独立期（东晋317年-420年至隋唐581年—907年）、融合期（隋至宋明）三期的,对照佛教史家对佛教史的分期,及中国书法发展史,不难看出,中国书法与中国佛教的发展是同期共振的,都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各自历史上的发展高峰.
我们不妨特别再关注一下在中国书法史上有杰出成就与地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黄金期.由于汉末儒家正统观念的崩溃,三国时期“非儒”之风兴起,以《老》《庄》等道家经典为内容的“玄学”（或曰“清谈”）开始盛行,成为魏晋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形态,同时也为佛教的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条件.三国时期,研究《般若》（即般若学）开始成为一门独立学问.般若学是佛教以纯理论形式进入上层社会的开端,至两晋,般若学始终是佛教中的显学,社会名士普遍向名僧求教,阐发佛理,推动佛教在社会上的迅速扩展.如接近王室而又影响极大的名僧是支遁（314—366年）,字道林,“时人评他不减王弼,比作向秀.与王洽、刘恢、许珣、殷浩、桓彦表、王敬仁等一代名流过往甚密,尤为谢安所重,郗超、王羲之等师其学说”（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佛教做到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接纳,走入迅速发展的轨道,与此时期书法所达到的杰出成就,以及此时期出现的伟大书法人物与佛教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印证了这个时期的中国书法与中国佛教的发展形成了同期共振.
二是书法与佛教存在共同发展的主要载体.诗仙李白《王右军》诗曰：“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山阴过羽客,爱此好鹅宾.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写的就是书圣王羲之抄经换鹅的故事.其实,抄经殊胜在佛教中更多的是一种可感应、有果报的功德,在《金刚经》《法华经》《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药师经》《维摩诘经》等佛经中均有相关表述,如《金刚经》云：“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地藏经》云：“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塑画菩萨形像,乃至教人塑画,所受果报,必获大利”； 《法华经·法师品》中说道：“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法华经》乃至一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是人一切世间所应瞻奉,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放光般若经》《瑜伽师地论》亦云：“书写”不仅于“十法行”中居首位,而且行此十法能远离魔害,做到天龙护卫,不久当做到菩提.《占察善恶业报经》云抄经具如下之功德：于究竟甚深第一实义中,不生怖畏,远离诽谤；心能、信解,做到正知正见；能除灭诸罪障；能现证无量功德.无着菩萨云抄经有五种功德：一可亲近如来；二可摄取福德；三是赞法、修行；四可受天人等的供养；五可灭罪.”既有说法,还有感应、果报事迹,如有记载：明代明勋法师,原名胡文柱,在天启年间为中书舍人,患人面疮后抄经,遂使疾病不药而愈；宋代温州参军,因抄《金刚经》,于乘舟涉海还乡途中,虽经风难,而能安返.在佛法的强大影响下,历代许多虔诚佛教信徒,包括僧人、帝王将相、士吏文人,甚至平民百姓,有为弘扬佛法而抄经,有为祈福、报恩、布施、荐亡而抄经.所以抄经一直是佛教徒与诸多社会人士深为喜爱的、方便易行的佛教法门之一.
结论：大学硕士与本科佛法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佛法方面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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