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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气盛言宜”说发端于孟子“浩然之气”论,滥觞于中唐韩愈各种文体的辞章创作,它是孟子“养气”说,曹丕、梁肃“文气”说的有机统合.“气盛言宜”,高扬了儒家的德性修养,旨在“正性命之纪”；同时,“气盛言宜”凸显了对先秦儒家“道统”的恢复,旨在匡扶君权将崩的时代危难和矫正六朝以来空洞无实的时代文风,从而“立天下之中”.“气盛言宜”的形成,既在儒家经典的不断研习中,又在“行乎仁义”的社会生活实践和创作中.
关键词：韩愈 “气盛言宜” “文气说” 道统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通过古文运动他力图恢复先秦儒家之“道统”.“气盛言宜”的提出和运用,是韩愈“文以明道”思想的折射,也是中唐时期社会变革时代文学发展的产物,它同时还杂糅着韩愈独特的人格特性.韩愈“气盛言宜”的理论是儒家博大宽厚之道德精神升腾为胸中的浩然之气,和发于辞章而彰显为跃于纸上的磅礴之势的内外极致综合,其文学所展现出的雄奇的语言、壮阔的气象,成为了中唐文学的靓丽风景和转折点,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文章的气论韩愈之前就有,但真正用于指导文章创作,首推韩黎昌,古文之气论到韩愈的“气盛言宜”论的形成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气盛言宜”立足于儒家的德性修养,“气盛”和“言宜”之间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意蕴.
一、“气盛言宜”理论的渊源及其演进
“气盛言宜”根植于中国的古典哲学.艺术是哲学的表现,中国古典艺术的特征决定于中国哲学的特色.中国哲学和其他哲学的一个显著不同之处就是：中国哲学的宇宙观是一个气化的宇宙.天地氤氲,气化流行,品物衍生,气聚而成物,物散而成气.山河大地,飞禽走兽,天地万物皆秉气而生.这样的一种宇宙观投射于艺术使得艺术显示出了独特的气的韵味.中国古典文学作为艺术的一种,同样也受到气的宇宙观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文和气的融合,以及文学评论以文气如何作为文章优劣的评判标准.
最早将“气”和“言”结合起来的是孟子.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1}“浩然之气”是对道德修养中油然而生的正气,“知言”,是指辨别各种淫邪之辞的能力,但是“气”和“言”的关系,孟子并未厘清.韩愈说,“道”至孟轲,而不得其传.依黎昌之言,由“道”而来之气亦应随之没落,但事实是否如此,我们暂且不论.单从文学的发展历程来说,古代文气之论从苏醒到产生广泛影响确是经历了一系列的演进过程.孟子之后的六朝,文气之说开始自觉.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观点,强调文章的好坏基于作者个人的气质和个性.同时由于“气之清浊,不可强力而致”,因此也先天地造成了不同作家文学创造风格的差异.南朝的刘勰,在著作《文心雕龙·风骨篇》中说：“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2}指出了气的不同,文章的意境也不同.和曹丕的观点类似.比刘氏稍后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篇》曰：“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胸,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晃.”{3}视文气和风骨为一体.刘勰、颜之推的文气和风格之说是对曹丕文气之说的进一步说明.韩愈的文气说对曹丕则既有继承也有扬弃.和曹丕一样,韩愈重视作家的个性和气质,但是曹丕认为“气之清浊,不可强力而致”,重气的先天禀赋,而韩愈则重气的后天之培养.对韩愈的文气说影响大的是独孤及和梁肃,此二人都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重要先驱,韩愈和他们有师承的关系.《旧唐书·韩愈传》记载韩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4}.韩愈在《和祠部陆员外书》特别对梁肃文才以及能够辩才识才给予了赞赏,他的“气盛言宜”受梁肃的影响最大.梁肃早年师承独孤及,受到了独孤及的文学的启发,他继承其师“先道德而后文学”的主张,对那些“饰其辞而遗其意”的文章进行了批评,认为：“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此所以财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5}突出文学教化的功能.和独孤及不同的是,梁肃更加重视文学辞章表现,甚至认为辞章表现比道德修养更加重要,认为如果“辞不当则文斯败矣”.韩愈“气盛言宜”在重视道德修养和强调辞章的表达上和其师如出一辙,但就影响而言,韩愈在这方面的影响比其师要广泛得多,究其原因,主要是梁肃在文气说方面重理论方面的建构,而韩愈却在古文运动中极其所能地将“气盛言宜”理论运用于辞章的创作和实践,其鲜明的特征适应了文学革新的形势,切中时文之弊,故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二、“气盛言宜”理论的思想意蕴
贞元十年,韩愈在《答李翊书》一文中提出了“气盛言宜”的理论：“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和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和声之高下者皆宜.”{6}该段文字成为了“气盛言宜”的一个经典表达.《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亦说：“吞吐骋顿,若千里之驹,而走赤电,鞭疾风,常者山立,怪者霆击,韩愈之文也.”{7}退之之文重文气自不言待,然而韩愈的“气盛言宜”的内在意蕴如何,历来众说纷纭.有的说是作品的气势以及作者的精神毅力,如陈克明；有的说是作品写作技巧和作者内在道德修养的一个统合,如孙武昌.这些都从理论的高度概括出了韩愈“气盛言宜”的特征,但是对于其内在的思想蕴意、逻辑关联,以及实现途经都未有细致的论述.
理解韩愈“气盛言宜”的思想意蕴首先要弄清其“气”的含义及其和艺术的关系.“气”是中国人对天地万物本源及其根本活力的一种认识,“气化论”是中国哲学的宇宙观.《易传·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太极是阴阳未分的状况,而两仪则是从太极衍化出来阴阳之气,宇宙万物通过阴阳二气交合而生生不息,气聚合成物,物散而成气.气是宇宙的根本,故其自然便成为了创作的根本.中国艺术理论的形成过程就是哲学气论向艺术气论转化的过程,各门艺术都流淌着气的血液,如文学的“文以气为主”、书法的“梭梭凛凛,常有生气”、音乐的“生气氤氲”等等.韩愈推崇的是先秦儒家的“道统”,其之“气”,直接关联着儒家蓬勃盎然的创生精神.儒家对宇宙创化不息的信念,事实上就是对人的创造力的坚定信念,在宇宙创化精神的感召之下,人类可以日进其德,日薪其业,创造出盛德之伟业,人法天地,其实就是仿效这样一种刚健而自强不息的精神.人一旦契会宇宙这种充满生气、创进不息的精神,便会尽参天化育之天职.这种精神的颖悟会让人油然而生出一种个人道德价值的崇高感,和这样的一种崇高伴生的是一种孟子式的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韩愈所推崇的就是这样一种气,它在内蕴为作家高洁的人格道德修养和充沛的精神状态,表现为主体的人格、气质,以及性情,于外则展现出作家的文艺修养,具体到文学语言艺术则呈现为文章磅礴的精神气势,也即“文气”.韩愈之“文气”首要地凸显了儒家德性的基础性.文章气势的充盈和否,直接取决于作者的主观内在精神情感状态,而内在之情愫洋溢和否则取决于对“道”即尧舜孔孟之精神是否内化,因为历史发展到了中唐,在政治社会层面,战乱频繁,人口锐减,儒道沦丧,佛道盛行,藩镇的割据使得君主集权受到削弱,国家岌岌可危.在文学发展层面,六朝以来华丽的骈文之风依旧盛行,其文学空洞的内容以及和情感个性的剥离,不仅脱离了社会现实,同时也不利于情感的表达.韩愈对于儒家德性,特别是孟子浩然之气的重振,一是出于对家国时难的匡扶,一是出于对赢弱时文的修正.在黎昌看来,有道德者必有文,当刚正醇醇的德性之气发而为文时必然雄浑宏肆,能够成为言情抒志、折射出社会事实、针砭时弊的途径.“气盛言宜”论因此也有着广泛的社会人生意义.韩愈的一生是贯穿儒家刚正之气的一生,即使仕途坎坷,屡遭排挤,心中仍存抚民匡世之心,表现出了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
韩愈的“气盛言宜”囊括了主体的德性和辞章气势两方面的内容,文章创作要达致“气盛”而“言宜”势必得从道德的修养以及辞章技艺的磨练两个方面的内容去着手.气是在对《诗》《书》之源的传统典籍的研习中培养起来的,是在“仁义之途”不懈持守和实践中彰明出来的,它需要的是持久的信念和坚韧的毅力,以及一点一滴的实践.这样的一种培养不是基于某种模式“独成”,而是在历史和现实、自我和他人的交融中,在成己成物、民胞物和、博施济众的宽厚中进行的.在辞章的创作方面,在养气的基础上,作者需要“辨别真伪,务去陈言”,同时“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只有在养气的基础上,去掉陈言,才能真切地体会到经典的精义,只有保持平和的醇醇之心,在创作上才能游刃有余,才能逐渐地达致长短高下相宜的表达语言和文从字顺的韵律之美.
{1} （汉）赵岐注、（宋）孙疏：《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② （梁）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0页.
{3} （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页.
{4} （后晋）刘等编撰、黄永年分史主编：《旧唐书（卷一百六十）》,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3559页.
{5} （清）董浩等编：《全唐文·补阙李君前集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261页
{6} 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答李翔书》,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5页.
{7} 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昌黎文钞》,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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