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结构变迁下新农保政策和农村老人质量,本文关于家庭结构变迁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家庭结构变迁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文章利用2011年陕西省A市的“农村老年人健康与福利”调查数据,评估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村老人生存质量的促进效应和对家庭结构与老人生存质量的调节效应,以及两种效应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显著促进了老人的生存质量,且对*均有效.研究也发现,在当前家庭结构变迁的背景下,相比有多孩且至少一子的老人,无子女和独生子女老人的生存质量显著降低,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更多地改善了独生子女老人的生存质量；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调节效应存在性别差异,独生子女家庭与女性老人生存质量被显著调节.
关键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生存质量；家庭结构；性别差异
中图分类号： 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5-0076-11
2010年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从1990年的5.57% 增长到了2010年的8.87%,同时期60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则从8.57%增长到13.26%
数据来源：国务院第六次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这说明中国已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中国的老龄化预计在未来的20～40年内还将加速增长.到205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将超过30%[1].与此同时,中国的家庭结构也在改革开放和严格生育控制的社会环境下经历了巨大的变迁,核心家庭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家庭结构中的主流结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已经从“三普”时期的4.41人降低到“六普”时期的3.1人,相应地无子女和没有与子女同居的老人比例也快速增长.估计到2030年和2050年,65岁及以上老人中空巢老人的比重将是2000年（5.28%）的2.9倍和4.6倍[2].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养老支持网络的建设严重滞后,家庭是老人晚年生活的重要保障.但家庭结构的变迁将动摇对老人的家庭供养基础.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地区寻求经济机会,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剧,土地保障功能也日益弱化,家庭的养老功能在家庭结构的巨大变革中面临更大的挑战.
为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保障农村老人的生存质量,中国政府在相对滞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下为构建社会养老支持体系进行了大量的尝试.国家在“七五计划”中提出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并于20世纪90年代在部分县市进行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甚至提出搞农村商业保险,但在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农民的参保意愿普遍偏低.进入21世纪,*政府也多次提出要在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06年,我国部分县市启动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俗称“新农保”.2009年9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具体做法是以家庭为参合单位,在农民自愿参与的原则下,采取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模式,通过政府补贴、集体补助大部分保险费和个人缴纳一定额度费用的方式,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政府财政补贴的激励下,“新农保”政策在首批县市试点的基础上迅速推广到全国其他县区.迄今为止,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已实施3年,从社会政策实验的视角来看,到了检验和反馈政策效果的重要时点,因此,很有必要认真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新农保”政策的推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农村老人的生存质量? 在家庭结构变迁的形势下,空巢老人的生存质量是否堪忧?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政策是否能有效缩小不同家庭结构老人的生存质量差异和有效缓解空巢老人的养老困境?
一、已有研究基础
1.家庭支持与老人生存质量
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主宰下,子女对于父母晚年生活的价值一直备受推崇.一直以来,人类生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获取老年支持.特别是对于普通农民家庭来说,代际传承的实际意义主要是养儿防老这一物质性很强的目的[3].在绝大部分国家,成年子女被认为是老年父母获取物质、工具、情感支持的重要来源[4～5].老人早期抚养子女的时间和经济投资在晚年是否能获取到子女的支持回报,将直接决定老人的生存质量.因此,家庭支持对老人健康与生存质量的保障功能多年来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居住安排或家庭结构已成为被广泛使用的老人福利的预测指标[6].
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与他人同居的老人比独居的老人有更好的生存质量和更低的死亡风险[7～9].然而,对老年群体的其他研究也发现独居并没有增加死亡风险[10～11],甚至认为独居有助于防止健康自评的下降和功能状况的恶化[12].在中国的研究也发现,居住安排与老年人的健康、生存质量的关系呈现出复杂性,即“双刃剑”的效应：与子女同居既可能改善老人的健康和生存质量,也可能增加死亡和患病风险[13～14].研究结论的不一致可能与变量操作化的差异有关,但更可能体现了居住安排的健康选择性.即身体健康状况比较差的老人更可能与子女同居从而便于获得照料.这种“基于需求的支持”导致对老人生存质量的影响估计出现偏差.
相比之下,家庭结构作为外生变量更能在一般意义上体现老人可能获取到的实际或潜在的子女支持.已有研究发现,成年子女倾向于对父母提供照料和支持,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与父母同居[15～16],而且有更多子女的父母越可能获取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17],而无子女的老人拥有较少的社会关系和更高的被社会孤立的风险[18].有学者利用中国健康长寿追踪调查的数据,证实在中国高龄老人群体中,子女数量对老年父母的健康存在积极保护效应,而且该保护效应对女性老人更显著[19].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父系家族体系社会,儿子享有继承的特权,也相应的承担了为老年父母提供各种支持的孝养责任[20].因此,子女的性别构成也决定了老人晚年生活是否能获取到支持.有研究也证实,存活儿子的数量能显著降低父母的死亡风险[21].但出乎意料的是,一项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老人的研究发现,儿子在降低老人的死亡风险方面并没有呈现出显著的保护效应,而且在台湾地区,女孩比男孩更可能降低老人的死亡风险[22].这可能是因为家庭结构的变迁,权力重心随之向女性转移,使得父母对儿子的养老依赖逐渐变得困难.在中国重男轻女的文化传统下,生育控制政策的实施,使得中国的家庭结构呈现出家庭规模与性别构成的双重变迁特征,因而有必要同时考察二者对老人生存质量的影响.
结论：适合家庭结构变迁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人类家庭结构变迁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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