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格局中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认同和身份建构,该文是关于文化认同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文化认同论文参考文献：
新时期以来,随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调整和外来文化思潮的冲击,少数民族作家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如魔幻现实主义和寻根文学等,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文化身份意识逐渐觉醒,少数民族作家们努力发掘本民族的文化特征,并将民族文化自觉融入到创作中去.然而,随着全球化文化∕资本的流动加速,少数民族文学和少数民族作家却陷入了新的认同困境.少数民族文学在新的文化语境下成为第三者“窥视”和消费的文本,而且由于多元文化格局中少数民族身份的解构性、混杂性,少数民族文学和少数民族作家在“文化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被误读的情况.因此,在全球化时代的多元文化格局中,少数民族作家必然面临新的文化认同和身份重建问题.
一、文化自觉和身份建构
由于边缘化的地理环境,少数民族文化长久以来一直以一种边缘性的姿态存在于我们的想象空间之中,可以说是一种第三世界中的“第三世界文化”.虽然1949年以来,少数民族文学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我们依然很少能够听到真正属于少数民族文化自我言说的话语.直至1980年代中期我国兴起了一股“理性主义启蒙”的全球化浪潮,在此背景下,少数民族作家开始进行了自身的文化觉醒和身份建构,凸显了少数民族作家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姿态.
1982年,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家,使拉美这样一个欠发达地区受到世人关注,而拉美的这次“文学爆炸”行为,更是给80年代中国试图走向国际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潮以极大的群体动力.新时期之初,知识分子对自身和国家的重新认识和设计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理想基础和动力来源,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世界性认同给中国知识分子以极大的震惊.乌热尔图在致李陀的信中说：“从世界的角度看,拉丁美洲可以被称为边缘地带,它的‘爆炸文学’震惊了世界.对比起来,我国的边疆文学虽然使人感到有些遗憾,但它已经具备了这方面的条件,显示出雄厚的潜力,需要整个文学界给予更多的注目和关切.”①由此,身处少数民族地区的《西藏文学》发表了一批魔幻现实主义的探索之作.1984年第8期发表了马原的《拉萨河》,1985年第1期发表了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85年第6期,《西藏文学》推出了“魔幻小说特辑”,从而使得“魔幻现实主义”走向 .这次特辑分别发表了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色波的《幻鸣》、刘伟的《没上油彩的画布》、金志国的《水绿色衣袖》、李启达的《巴戈的传说》等五篇精心组织的小说.在这期的编后语中编者说到：“写西藏的作品,如何能传达其形态神韵呢?生活在西藏的藏、汉族作家们苦恼了若干年,摸索了若干年,终于有人从拉丁美洲的‘爆炸文学’——魔幻现实主义中悟到了一点点什么.”②《西藏文学》又于1987年年第9期和1988年第5期分别刊出两个小说专号,共发表小说20篇,其中包括扎西达娃的《风马之耀》、色波的《在这儿上船》、金志国的《期待·空旷》、子文（刘伟）的《再回摩浪》等.这些作品成功地引发了西藏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热潮.可以说20世纪后期西藏文学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借鉴和吸收.毫无疑问,扎西达娃成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的《西藏,隐秘岁月》、《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也成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扎西达娃对自己作品受到拉美影响这一事实毫不讳言：“和其说对拉丁美洲文学的重视,或者是对其中的一部作品,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那样的作品产生兴趣,不如说是对拉丁美洲文学为什么能在那块土地上产生的文化现象产生兴趣.我对拉丁美洲的土地、它的历史、地理环境、它的民族集中了更多的精力予以关注.”③
杰姆逊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是一种生产方式的概念,文本的魔幻源于“前资本主义特征和新生期资本主义特征或技术特征相互重叠或共存”④.正是以魔幻现实主义为发轫,少数民族作家开始了对自身身份的寻找和建构,轰轰烈烈的寻根文学也成为少数民族作家的一种参照和助力.韩少功在《文学的“根”》这篇寻根宣言里把传统文化分为规范文化和不规范文化,指出不规范文化“像巨大无比、暧昧不明、炽热翻腾的大地深层,潜伏在地壳之下,承托着地壳——我们的规范文化”,并强调“不是地壳而是地壳下的岩浆,更值得作家们注意.”⑤随后李杭育也指出“我们民族文化之精华,更多地保留在中原规范之外”,认为“规范之外的,才是我们需要的‘根’,因为它们分布在广阔的大地,深植于民间的沃土”⑥.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于西藏文坛的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属于较早具有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少数民族作家之一.他曾经这样说：“你感到脚底下的阵阵颤动正是无数的英雄在地下不甘沉默的躁动,你在家乡的每一棵古老的树下和每一块荒漠的石头缝里,在永恒的大山和河流中看见了先祖的幽灵、巫师的舞蹈,从远古的神话故事和世代相传的歌谣中,从每一个古朴的风俗记忆中看见了先祖们在神和魔鬼、人类和大自然之间为寻找自身的一个恰当的位置所付出的代价.就这样,脑袋‘吱——’的一声.你开窍了等”⑦.这里的“开窍”就是指作家意识到了民族精神的存在,意识到了祖先们遗留下的文化传统.这是扎西达娃民族文化身份意识觉醒的开始.少数民族民族文化身份意识的觉醒,必然伴随着少数民族作家们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重建.和汉藏混血的扎西达娃相比,乌热尔图和张承志对民族文化的寻根意识更为强烈.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七岔椅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簧火》等小说深入大兴安岭的森林中,表现了鄂温克人崇尚自由、热爱自然、坚韧强悍的民族精神.80年代乌热尔图以《一个猎人的恳求》等小说受到主流文坛的关注,乌热尔图在自身的叙事中经常会有意无意中断小说情节的进程,而专心考察、拂拭随机发现的鄂温克族神圣的历史碎片,以人和自然的小说场景考察一个民族和自然的深层次关系,以野鹿和野熊两种小说中惯用的动物形象来完成图腾式的书写,以成年人或老人作为故事的传承者承担一个文化耆老的文化吟游功能.正是这样,乌热尔图将历史、现实、人、自然、图腾、传说联系起来,寻根溯源,以一种隐形的文本阐述整个部族的精神世界和民族特性.乌热尔图所以径直步入森林,追溯原始地“寻根”,毫无疑问是出于对现代文明∕汉文化强势渗透下如何自重的忧虑,出于全球化语境中民族身份如何指认和强调的深思⑧.张承志以《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北方的河》、《黑骏马》等小说开始了自己的寻根之旅.从1984年开始,张承志在甘肃、宁夏等回民生活区调查,放弃职务薪俸,以西海固为中心流浪游历,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民族和宗教的作品,直至90年代的《心灵史》,张承志终于在母族回族的历史中寻找到了情感和文化的皈依,其寻根之旅走向了一个巅峰.他说自己是“大陆之子和北方之子,草原义子和回民长子”⑨.张承志是最早以小说形式反映回族人民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作家之一,从反映的深刻程度上来说,至今无人能及.他不爱写风俗习惯、节日庆典、婚丧礼仪之类,其笔墨的重点大多在回族历史和民族精神方面.他特别善于表现回族人民的民族意识,如情感、心理、禁忌等,表现得富有历史感、普遍性和哲学意味,《黄泥小屋》、《残月》、《西省 考》等也都是这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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